38、地方性知识

关观点，还研究了它们的语言及其与现代观念存在哪些一致或不一致之处。例如，雅典的修辞被认为是理性的最佳状态，其目标是激励行动；因此，在决定之前参看并权衡敌对双方的观点被认为是不恰当的。正如我们所理解的，理性是指为达到某个目的而就其方式展开讨论，和目的及目的的正义性无关，我们含蓄地以为大家都这么想。麦金太尔说，在雅典，人们觉得只有拥有美德的人才能够具备理性，这种观念甚至有一个特别的名字boulesis，即“理性愿望”。在这种语境中，雅典的理性人“一旦确定行动的理由，就必定会迅速行动……这与我们现代人设想的理性主体显然不一致”。[2942]

与所有基督徒一样，圣托马斯· 阿奎那相信人人都有指向道德生活的理性行动的潜能，但只有通过一定顺序的教育（逻辑、数学、物理学）才能使这些潜能完全实现。在他看来，合乎情理无异于合乎道德。另一方面，苏格兰启蒙运动回过头来强调激情，大卫· 休谟对冷静的激情和狂热的激情加以区分，指出激情优于理性。“在休谟看来，真理本身……不是欲望的对象。但是我们该如何解释哲学对真理的追求呢？休谟的答案是，哲学的乐趣和求知的乐趣普遍地‘主要在于思维活动和天赋的运用，以及发现和领悟任何真理时的理解力’。结果，哲学就像狩猎山鹬鸟或珩科鸟一样；在这两种狩猎活动中，追逐的乐趣使激情得到了满足。”因而，休谟认为理性不能激励我们。[2943]“激情真正激励着我们，激情本身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这样，激情既不能成就真理，也不会带来谬误。”[2944]休谟本人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也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除了对激情俯首帖耳之外，再不听命于任何其他东西。”[2945]

另一方面，麦金太尔告诉我们，现代自由社会存在着与理性和正义相对的概念，它基于不同的假设，即人是个体，仅此而已：“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中，作为公民的个人是理性的；在托马斯的实践理性中，作为探究者的个人探求本人和社会的善；在休谟的实践理性中，个人是互动互惠的社会中有财产的或无财产的参与者；但是在自由现代社会的实践理性中，作为个体的个人是理性的。”[2946]麦金太尔的结论是，我们的理性（和正义）观只是若干传统中的一个而已。在这些问题上，他没有提及进化论的观点，他的书中也没有提及达尔文或理查德· 道金斯。相反，麦金太尔认为，对经典的低劣翻译（包括一些学者）未能译出古代词语的古代含义，只是生硬地找到一些意义接近的现代词语，破坏了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他援引巴特的话说，为了理解过去，我们需要纳入古代人自身可能拥有的符号和其他符号学线索，就古人的理性和正义概念做到克利福德· 格尔茨（麦金太尔在书中参考了他的观点）所说的“深度描述”。他说，自由的理性概念带来的结果令人失望：“最后，学生普遍面临的……是在自然科学以外的所有争论中明显不得要领，这种不得要领似乎使他们全然陷入对前理性的偏好。因此，自由教育涌现出的学生拥有一系列技能、一系列偏好，此外别无他物，这种教育既是丰富的过程，也是剥夺的过程。”[2947]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著作《后现代的状况》与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书名惊人的相似。这本书首次发表于1980年，1989年再版时考虑到近十年里后现代主义取得了诸多进展，因而进行了大量修订。[2948]哈维对比了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开始就引用了一本建筑杂志《Precis 6》的社论，“普遍现代主义，一般被认为是实证主义、技术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已经等同于线性进步、绝对真理、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规划，以及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等信念。通过对比，后现代主义赋予‘异质性和差异性’以特权，使其成为‘重新定义文化话语的解放力量’。支离破碎、不确定性、强烈不信任各种普遍或‘总括性’话语（使用中听的字眼）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特点。哲学领域中实用主义的再发现（如罗蒂，1979）、库恩（1962）和费耶阿本德（1975）提出科学哲学的思想转向；福柯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和差异性并优先考虑‘多形态相关性取代简单或复杂的因果关系’；数学领域中开始强调不确定性（突变和混沌理论、分形几何）；伦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再度关注‘他者’的有效度和尊严，所有这些都暗示着‘情感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转变。所有这些事例都有一个共同点：拒绝‘元叙述’（即普遍应用的大规模理论诠释）。”[2949]然而，哈维超越了这一总结，进而作出了四项贡献。首先，他描述了建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其形式可能大多数人都见过）；其次，最有价值的是，他考察了引起并维系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再次，他研究了后现代主义对我们的时空概念的影响（他终究还是一名地理学家）；最后，他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批评，这正是当时最需要的。

在建筑和城市设计领域，哈维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意味着与现代主义观念的决裂。现代主义认为规划和开发应“大规模地集中在大城市范围内，应当是技术上合理而高效的城市规划，绝无虚饰的建筑物则是规划的重点（简朴的‘功能型’外表和‘国际风格’的现代主义）。相反，后现代主义培植了另一种城市结构观，即一定是碎片式的，是过去形式的相互叠加，有‘擦拭’痕迹，也有很多转瞬即逝的当前潮流的‘拼贴’”。哈维认为建筑中的后现代主义始于1961年，那一年，简· 雅各布斯发表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见第30章），它是“反现代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它提出国际风格带来了“巨大的沉闷的阴影”，而且国际风格对城市而言太过静态了，因为城市的本质在于过程。[2950]雅各布斯认为，城市需要相互协调的复杂性，其主要成分是多样性，而这正是国际风格所缺失的。哈维说，建筑中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迎合了1973年以来全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1973年发生了石油危机、主要储备货币放弃金本位。他说，一系列的趋势有利于更多样、分裂、亲密而又匿名的社会，这种社会基本上由较小的不同性质的单元构成。在哈维看来，20世纪可以轻松地划分为福特年代（大体上从1913至1973年）和“弹性积累”年代。福特主义体现在弗雷德里克· 温斯洛· 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1911）中表达的观点，在哈维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带来了大规模生产、产品标准化和大众消费[2951]：“福特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意味着全球大众市场的形成，共产主义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人口均被并入一种新型资本主义的全球动力学。”[2952]从政治上看，它依赖于由特殊利益集团的平衡达成的大众经济民主制的概念。[2953]石油价格调整，并达到战时的最高价，从而引起经济大衰退，这些变故促使福特主义瓦解，“积累制度”就此开启。[2954]

按照哈维的说法，针对新现实作出调整的主要有两大因素。第一，弹性积累“显然与福特主义的刻板僵化相对，主要仰仗劳动流程、劳动市场、产品和消费格局的弹性，其特点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领域，提供金融服务的新途径、新市场，尤为重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的速度大大提升”。[2955]第二，时间和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强调瞬时性、短暂性和多变性。“福特主义式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审美让位于动荡的、不稳定的、短暂的后现代主义审美，后者重视差异性、瞬时性、壮观、时尚和文化形式的商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