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地方性知识

学会玩欧洲的语言游戏后，决定再也不玩先前玩过的游戏了，这就是说他们是被劝说而不是被胁迫成为世界主义者的；如果他做了相反的决定，他也并不会在吃住和生存空间上受到威胁。”[2915]

罗蒂没有深入这一观点，但是他使用了衰退（defaillance）和进步这两个词。Defaillance的另一种译法是灭绝。因此，罗蒂用两种方式将后现代主义与进化论相结合。他和其他哲学家一方面关注科学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知识与其他形式的知识有何不同，科学是不是文化进化的例子，或者在哪种程度上属于文化进化的例子；另一方面他们也关注后现代主义本身是不是一种“进化”的概念。

纽约大学哲学和法学教授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喜欢给自己的著作按上醒目的标题：《人的问题》、《你的第一本哲学书》、《本然的观点》、《最后的话》。内格尔之所以从众多哲学家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在后现代世界中对哲学的传统问题进行了思考。他使用了清晰的新语言，但他考虑的是老问题。他甚至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心智”这样的词。

在《人的问题》（1979）和《本然的观点》（1986）中，内格尔主要关注客观、主观之分，及其与自我概念和意识概念之间的联系。[2916]以内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更像罗伯特· 诺奇克而不像约翰· 罗尔斯，他们认为世界就是他们看到的模样：“我相信一个人应该相信问题甚于答案，相信直觉甚于争论，相信多元化的不一致甚于整齐划一的和谐。简单和优美从来不是哲学理论正确的理由：相反，它们往往是哲学理论谬误的原因所在。”[2917]内格尔认为，心智状态这样的东西是存在的，它最重要的是有关世界的经验。他怀疑物理学永远不能解释有关世界的经验、自我的感觉，因而追问，我们能否有一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接近完备的“现实”观。我们是不是最好承认这些局限性，难道我们不能尝试用别的方法理解经验和主观性吗？没有哪条定律宣称哲学无用。但是内格尔和利奥塔、罗蒂等人都很感兴趣的是，科学产生的知识是不是某种特殊知识，是不是比其他知识更“客观”，科学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他的方法可算是“重视直觉”。“任何类型的客观性都不是对现实的检验。它只是理解现实的一种方式，”[2918]他写道，“身心之间的差异远大于电气和机械之间的差异。”[2919]正如詹姆斯· 克拉克· 麦克斯韦和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改变了物理学界，改变了我们对客观性的看法，内格尔相信，有一天，我们也会看到心理学界的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同样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不过现在还似乎遥不可及。内格尔不仅对物理学的客观性不屑一顾，他还怀疑进化论的主张。达尔文的理论“也许解释了拥有视觉和理性的生物能存活的原因，却没有解释视觉或理性缘何成为可能。这些需要的不是历时性的［历史性的］解释，而是永恒的解释。……心智能够形成日益客观的现实概念的可能性并不是自然选择学说所能解释得了的，因为它根本无法解释众多的可能性，只能选择解释这种或那种可能性。”[2920]

对于进化论，内格尔并没有其他替代性解释，但是他说，他不必提出一种解释去质疑进化论的重大观点。这正是内格尔的魅力，或许也正是他的力量所在：他不惧怕告诉我们他不懂什么，或者甚至他的某些观点是荒谬的。他的目标是以从未有过的方式用语言和理性思考。他认为，直觉（以及观察力）告诉他，世界是个巨大而复杂的场所。任何一个方案都极有可能是错误的，不去探索各种可能性就是知识上的懒惰。“想象新形式的隐秩序和理解他人提出的新概念的能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物质可以组合成一个有意识的、会思考的有机体，所以其中一些有机体就能重新自我组合，更彻底、更客观地反映他们所处世界的心理表征，这种可能性应该也是早就存在的。”[2921]内格尔描述的观点是理性的，却是反经验主义的。[2922]内格尔说，既然我们只能通过语言达成一致，关于我们的世界，可能（实际上很有可能）存在着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这与维特根斯坦的主张相呼应。在这方面，我们几乎肯定受制于我们的生物能力。假以时日，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但是这也将改变我们对客观性和现实的看法。“当我们被迫承认某些我们无法描述，也不完全了解的东西确实存在时，现实主义是最迷人的，因为它超越了语言、证据、证明或经验的理解。”[2923]因此，对内格尔来说，有一天我们也许能想象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景象。[2924]

在内格尔看来，伦理学的内容与科学提供的一切同样客观，有关世界的主观经验很容易成为最具魅力的“问题”，科学远不能提供答案。有关我们主观生活的客观事实是一道难题，我们甚至无法为其找到合适的语言或正确的方法。我们所知道的经验科学也不可能给出答案。内格尔的著作让我们觉得自己一直濒临语言的边缘，不断质疑我们的设想，抛出新的可能，以鼓舞人的新方法（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建议的）重新整理熟悉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著作很难懂。有人会想起莱昂内尔· 特里林对虚构的展望，他说虚构将/应寻求置身于任何一致意见之外，继续提出此前无法想象的新可能性。因此，内格尔的学说是晦涩难懂的，但又是令人欣喜的。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坚定赞同利奥塔等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世界是个“充满多样性的地方”，如果我们心存希望，想要了解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必须正视这种令人不安的真相。在《文化的解释》（1973）和《地方性知识》（1983）这两本书（尤其是在后者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主观性是有待人类学家（以及人文学科的学者）研究解决的现象。[2925]依据格尔茨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明白“要在人类的自然普遍性和永恒性与传统性、地方性和多变性之间划清界限是异常艰难的”，那么“人类的基本统是一句空谈。”实际上，这也暗示，如果我们果真划出那样一条线，就“一那一定会歪曲人类的境况，至少也会产生严重误解。”[2926]格尔茨说，对普遍性的追求始于启蒙运动时期，这一目标指引大多数西方思想，此后也已成为西方科学的范例和“真理”的西方内涵。格尔茨在爪哇、巴厘岛和摩洛哥进行实地考察，毕生致力于改变这一观点，并区分全世界不同文化之“深”（thick）与“浅”（thin）的诠释。“深”意味着试图从一种文化自身的方式理解其标志、符号和习惯，而不是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假定全世界的各种人类经验都能分解为结构。实际情况恰好是，其他文化跟我们自己的文化一样“深刻”、一样出色、一样丰富，只不过因为它不太符合我们的思维方式，因而我们感到“陌生”罢了。[2927]

格尔茨的出发点是古生物学。他认为，先有智人大脑的生物学进化，后有文化进化的假定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两者肯定有个重叠期。在人们发明火和工具的时候，人的大脑就已经进化到能思考火和工具了。这种进化在世界各地可能稍有不同，因此，谈论唯一的一种人性，哪怕从生物学角度而言，也可能是具有误导性的。所以，格尔茨本人在人类学中仔细描述了非西方人的某些独树一帜做法，他选择这些例子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做法很“陌生”。例如，他选择了巴厘岛人斗鸡（巴厘岛人用西方人无法想象的方式用自己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