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地方性知识

新的存在。”[2905]但是，罗蒂说：“在现代哲学史的边缘，人们发现了一些观点相近的人，他们都不相信‘人的本质就是成为本质的认识者’这一概念，却没有形成‘传统’。歌德、克尔凯郭尔、桑塔亚那、威廉· 詹姆斯、杜威以及后来的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都是这样的人物。人们经常批评他们是相对主义者或犬儒主义者。他们往往怀疑进步，尤其怀疑近来有关某某学科最终阐明了人类知识的性质，以及理性将遍及人类其他活动的论调。”[2906]“这些作家一再提出忠告，即使我们已经证明一切我们想了解的真正信念，我们也只不过符合了当代的标准。他们一直保持历史主义观点，认为这个世纪‘迷信’上世纪理性所取得的胜利，他们还持有一种相对论观点，认为借鉴最近的科学成就而来的最新词汇也许不能表达本质的特殊含义，只不过是描绘世界的无数词汇中的又一个而已。……主流哲学家是我所谓的‘体系型’哲学家，边缘哲学家则是我所谓的‘启发型’哲学家。这些边缘的、务实的哲学家主要对系统哲学和人们普遍关注的总体事业持怀疑态度。在我们的时代，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是伟大且富有启发意义的边缘思想家。”[2907]

对罗蒂而言，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寄生活动，一种游击战式的思维模式，逐步地实现目标，同时还关注其他学科的发展。约翰· 杜威、维特根斯坦和库恩都善于“揭穿别人”，罗蒂比他们更甚，算得上是最伟大的揭穿者。他说哲学不过是“谈话”（《哲学和自然之镜》的最后一节题为“在人类谈话中的哲学”）。“如果我们认为知识不具备科学家或哲学家所描述的实质，而是按当前标准视其为一种信仰的权利，那么我们就快要看到理解知识的终极语境——谈话了。……我们能继续柏拉图开启的谈话而不讨论柏拉图想讨论的话题，这体现了将哲学视为谈话的声音还是谈话的主体之间的差异。”[2908]

在《客观性、相对主义与真理》中，罗蒂研究的两个主要领域是科学的客观性同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2909]他认为客观性的概念（无论是谁在进行观察或思考，某物都在“某处”）只有死路一条。有人认为“绿色”或“重力”的存在方式与“正义”的存在方式不一样，这种观点是个误解，它只反映了对“绿色”持相同看法的人比对“正义”持相同看法的人多。[2910]罗蒂说，在实践中，人们表现得更“一致”。设想一下，远古时第一个使用“绿色”这个词（无论是哪种语言）的人，他必定理解绿色的概念。概念和词语都发挥了作用，但这是纯粹的实用主义。再看“重力”这个词。这是一种存在，无论它是什么，我们都无法完全了解它。即使我们曾经或现在对它有所了解，我们可能会发觉这个词不够准确，如同过去的“燃素”和“以太”一样，然后废弃不用。最后，罗蒂认为，真理和观点之间的区别仅在于程度，在于“团结”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有些事物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一贯正确，那么我们就在误导我们自己。

《哲学和自然之镜》的一大目标是打击我们对哲学的野心，他认为哲学更多的是思想的“谈话”，而不是思想体系。在《客观性、相对主义与真理》里，他在探讨理性问题时，也持同样的态度。他说，理性不是对应“某处”现实的一套不变的思维规则。相反，它更像我们说某事或某人“理性”或“有条不紊”或“头脑清醒”时，我们所要表达的意义。“它提出了一系列的美德：宽容、尊重周围人的观点、愿意倾听、相信劝说甚于武力。……这样一解释，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区别就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差异没有特别的关联了。按照这种解释，所谓理性就是指在讨论宗教、文学或科学等一切问题时，都要避免教条主义、自我辩护和义愤填膺。”[2911]“从这种观点来看，就没有理由赞扬科学家比其他人更‘客观’、更‘有逻辑性’、更‘有条理’或更‘追求真理’。不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赞扬他们设立并为其服务的机构，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机构为其他文化领域树立了典范，因为这些机构为‘非强迫赞同’的观点提供了细节。这些机构能激起‘自由开放的邂逅’观——在这种邂逅中，真理必定会胜出。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说真理将在这种邂逅中获胜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就人类理性和事物性质之间的联系得出形而上学的观点，我们只不过是说，弄清该相信什么的最佳方法是尽可能多地倾听建议和意见。”[2912]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罗蒂赞美科学的上述优点，但这并不是说他希望以相同的方式组织社会的其他领域：“［实用主义］观点的一个后果是，暗示‘人文科学’也许应该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这种暗示并非基于（证明社会研究不同于事物研究的）认识论或形而上学的思考。相反，它基于自然科学主要关注事物行为的预测和控制这一认识，而预测和控制可能并非我们对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期望。”[2913]不存在“不同的世界”，各种形式的探求（从物理学到诗歌）都同样合理。

罗蒂探讨政治的主要目的是辩称政治制度的运行不需要人性概念。确实，罗蒂说这种发展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存在至关重要。他明确说，他相信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体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很多后现代学者不同。他赞同利奥塔、哈贝马斯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元叙述并无益处，还有误导性，不过他更进一步，他认为《美国宪法》和议会民主的成功源于宽容，显然这也意味着其中避免了有关人性的元叙述。继杜威之后，罗蒂称，世界的“祛魅”（例如宗教魅力的丧失）使个人自由得以取而代之。结果，历史与其说是一种宏大的叙述，倒不如说是无数个人叙述的大汇聚。这几乎等同于说，后现代敏感性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一个终点。

就这一点来说，罗蒂与下面要谈到的克利福德· 格尔茨的观点稍有不同。格尔茨是人类学家、文化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几本书里提出，我们只能掌握基于空间和时间的“地方性知识”，别的文化和社会应该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去理解，而不能以我们的方式去理解。罗蒂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格尔茨的观点，他显然相信，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社会即便有其他社会所没有的东西，也仅仅因为“它的自我道德价值观基于它对多元性的宽容度。……它所妖魔化的敌人包括不遗余力地贬低这种宽容度的人，即恶毒的民族中心主义者”。[2914]罗蒂强调，人类学家（格尔茨就是杰出代表）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社会的一分子，这才是关键。他们的研究使“我们”注意到从前处于“外部”的某些人的存在。他说，这是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主要道德领域在“爱的代理人”和“正义的代理人”身上得到体现的一个例子。[2914-0]爱的代理人包括人种学者、历史学家、小说家、揭发丑闻的记者、特殊领域的专家，但不是像神学家或老观念中的哲学家那样的普适专家。自由民主社会把人性的主要概念抛到一边，帮助人们“遗忘”传统上被认为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哲学：“现代性的衰退给我的打击不外乎是不再相信我们有能力想出一套标准，使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都能接受，不再相信我们有能力发明一种语言游戏，以取代以前玩过的所有语言游戏的功能。但是这种理论目标的丧失只不过表明，西方文明中不太重要的一面（形而上学）正在走向终结。我们无法在不同民族之间找到通约所有文化的通用话语（从而免去了不断学习新语言的需求），但这丝毫不会让人怀疑社会和平进步的可能性（相对于难度）。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失败并不妨碍我们正确区分劝说和武力。不识字的土著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