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地方性知识

1979年，美国航天探测器“先锋11号”飞向土星，穿过了土星环，结果发现土星环由覆盖冰层的岩石组成。第一款电子制表软件问世后，个人计算机的商业用途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同年，菲利普公司推出了激光影碟机，松下生产了袖珍型平板电视机。德国汉堡的物理学家们发现了胶子（gluons，拥有巨大核能、能聚集夸克的基本粒子）。科技领域继续取得重要进步，不过我们的世界也发生了煞风景的事情：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由于操作员的失误，给水缓冲装置失灵，导致少量放射性物质泄漏，部分核反应堆被烧毁。尽管没有人员受伤，但是人人都心有余悸。

一直以来，科学总是在提供物质和知识的进步，但是在1979年，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这回，反对声音不再是神创论者或极端教派的反科学观点，到20世纪70年代末，对科学、科学方法、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批判成为后现代思想的一个中心话题。继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首先撰写《后现代状况》，对科学的地位提出质疑之后，陆续出现了众多的类似作品。这里要特别指出，利奥塔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关于知识的报告”。他是一名法国学者，任教于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理工学院（位于樊尚），曾经受魁北克政府大学委员会的委托从事一项调查。[2898]利奥塔是位哲学家，不过，他成年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战后的巴黎当一名左翼政治记者。后来，在完成哲学学位论文的过程中，他喜欢上了精神分析，与很多同行一样，他也试图综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观点；另外，他还迷上了艺术。他把自己的早期作品整理成“性本能”、“异教徒”和“难以驾驭的东西”三个部分。[2899]第一部分有明显的精神分析暗示，但是，除此之外，他之所以使用“性本能”这个词，是要暗示，他观察世界的动力源泉是私人的、个人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而没有明显的政治性，也并非源于某些具体的元叙述。同样，在使用“异教徒”这个词时，利奥塔想说的与其说是假的神，还不如说是另类的神及很多不同的说法；他想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人生兴趣，即使与任何官方的或最流行的“真理”无关，也有可能是令人愉悦的、感到满足的。最后，他使用了“难以驾驭”一词，意思是说，有些研究或经验领域太复杂或太随意，无法预料或无法理解。

但是，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利奥塔剑指作为知识形式的科学。他想弄清，科学知识以何种重要方式区别于其他形式的知识，科学知识的成功对我们个人和我们的社会有什么影响。他首先说：“后现代简化到极致，就被我定义为对元叙述的怀疑。”[2900]他进而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知识，例如神话中的知识、法律产生的知识和科学产生的知识。利奥塔承认，对很多科学家而言，科学知识是知识的唯一形式，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怎么看待神话和法律呢？他说，最重要的非科学的知识形式（这是大多数科学家都能接受的用语）是有关自我的知识。利奥塔说，自我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叙述，不同于其他事物。因此，自我是科学无法涉及的，科学产生的知识本质上具有抽象的特点。

在考察历史的过程中，利奥塔解释了传统的科学方法如何发源于19世纪的柏林大学；他认为，自那以后，科学本质上是大学的孩子，所以通常由政府资助。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核心事实，对利奥塔很重要，尼采称之为“理性偏执狂”，而利奥塔则喜欢称之为“专家暴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特定知识（如“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地位逐渐高于其他知识（如“最低工资应该定为X美元”）。在科学被国营150年以来，我们发现证明前者要比证明后者容易得多。[2901]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追求科学呢？还是因为后一种说法比较棘手、无法证明？如果某些类别的问题、经验或单纯的谈话方式原则上比较棘手，那么这将置科学于何地呢？又将置大学和乐观主义者于何地呢？假以时日，科学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吗？利奥塔受到了沃纳· 海森堡、库尔特· 哥德尔和托马斯· 库恩的影响，并且对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出现的新观点（特别是突变理论、混沌理论和信息不完全引起的“分形”问题）兴趣浓厚：“它正在改变知识这个词的意义。……它带来的不是已知，而是未知。”[2902]利奥塔进而认为，生活中很多领域是语言游戏——我们熟练地使用与经验相关的语言，但是这种相关性是不完整的、复杂的，无论如何，当我们运用语言时，我们还在做着其他很多事情。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的概念也是一类游戏。

利奥塔的结论并非反科学。但是他认为，其他形式的知识（包括科学家们最喜欢的猜想）也有其位置，科学绝对不可能为我们所面临的（或我们以为自己面临的）哲学问题提供完整的答案。由于技术的成功，科学获得了权力和合法地位，确实如此。但是科学只能走这么远；原则上说，生活中很多领域将始终存在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

与利奥塔一样，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也对科学知识的地位问题感兴趣。他写了两本书：《哲学和自然之镜》（1980）和《客观性、相对主义与真理》（1991），其中，他对哲学的未来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解读。[2903]

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罗蒂承认，在产生一种知识类型方面，科学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他赞同鲁道夫· 卡尔纳普的观点，认为科学已经正确地摧毁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他也赞同利奥塔的观点，认为科学知识不是知识的唯一形式（他将文学批评和政治学视为其他形式）。但是，他的主要观点是要防止哲学成为科学的纯粹附属。他说，“也许有一天”，科学使得我们“只要参考人体内的微观结构，原则上就有能力预测他的每个身体动作（包括他的喉部和握笔的手）”。但是，罗蒂说，即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不能预测他说话的内容和/或意义。他对这种观点很有信心，因为他认为，随着“我们不断地阅读、不断地有所收获、不断地写作”，我们会持续不断地“改造”自身。人们不断地“启发”自己，在此过程中变成不一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罗蒂综合了前人的观点，如弗洛伊德、萨特和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样）意识到，当人们的自我意识发生变化时，他们也会发生变化，这可能是语言引起的变化；这种不断变化的自我概念对萨特有关“生成”的存在主义概念和拉康在治疗中运用的“成功”观点至关重要；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核心领域的关注，以及他认为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病”的观点，为罗蒂重新评估哲学的本质提供了支持。[2904]

罗蒂认为，哲学家的主要错误有两层。第一，把哲学看成是科学的延伸，试图用科学语言谈哲学；第二，把哲学视为系统，认为它或多或少能提供对世界的彻底解释或理解。罗蒂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活动，努力触及科学永远不能征服的人类经验领域。从下列意义上说，哲学应该是“启发的”：“我们启发自己努力……可能在于‘诗意’活动，即想出那些新目标、新词语或新学科，接着导致诠释学的逆转：我们试图用新发明的不熟悉的术语重新阐释我们熟悉的环境。……这种活动……有启发功能，但不具有建设性‘建设性’——起码是指正常话语中为完成研究项目而发生的合作，因为启发话语应该是非正常的，用陌生的力量把我们拽出旧的自我，帮助我们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