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压制的代价

1981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 戈特利布博士来到华盛顿，参加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会议，他乐观地以为美国医学界的权威终于开始重视一种新的疾病了，他担心这种疾病可能很快会发展成流行病。国家卫生研究院是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医疗组织，它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北10英里的贝塞斯达地区，占地面积300英亩，到20世纪末，它每年的预算达130亿美元，其中还设有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国家心肺血液病研究所和国家癌症研究所。

戈特利布参加的会议由国家癌症研究所召集，研究对象是在美国爆发的一连串罕见的皮肤癌病例，又叫卡波济氏肉瘤（Kaposi's sarcoma）。[2855]参会者中有位名叫琳达· 劳本斯坦的医生，她是纽约大学的血液专家。1979年9月，她第一次在患者身上发现卡波济氏肉瘤，当时的症状是皮肤上有常见的皮疹，伴有淋巴结肿大。那时她还没听说过卡波济氏肉瘤，在一位皮肤科医生将其诊断为癌症之后，她一直在查阅资料。这种病最初于1871年在地中海沿岸居民和犹太人身上发现，其后一个世纪里，大约有500至800个病例记录在案。非洲班图人中也发现过这种病，发病者多为男性，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通常是良性的；病变是无痛的，患者往往很久之后死于其他病症。但是，正如劳本斯坦和戈特利布现在知道的，美国发现的卡波济氏肉瘤多是恶性的：已经报告的120个病例大多伴有罕见的寄生性肺炎——肺孢子虫，且其中90%是男同性恋者。[2856]他们还患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并发症，这些患者都有奇怪的免疫系统缺陷——面对各种感染，血液中的抗体毫无反应，由于患者的身体已经被癌症侵蚀，无论患者感染上哪种疾病，都会导致死亡。

贝塞斯达会议令戈特利布深感震惊。他来时听说国家卫生研究院终于打算资助一项研究计划，研究这种新疾病。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在跟踪疾病暴发的源头及其传播方式，但是在与疾病作战的过程中，疾病控制中心不过是支“突击队”，现在是时候进行基础性研究了。因此，当戈特利布等人安静地听取关于该疾病在非洲的治疗情况的报告时，国家卫生研究院似乎没人知道这种疾病已经登陆美洲，而且其形式比大西洋对岸的非洲更致命，这令他大感惊讶。他疑惑而又沮丧地离开了会场，回到洛杉矶，着手就他观察到的卡波济氏肉瘤与卡氏肺孢子虫之间的关联写文章，计划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投稿。但是接着他发现，这家杂志对于发表他的那篇文章“不太热心”，一遍又一遍地让他修改论文。这种搪塞使戈特利布感到，在当权者那里，至少在医疗界的当权者那里，新爆发的疾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其原因无非是大多数感染者是同性恋者。[2857]

又过了一年之后，这组症状才有了名字。起初叫GRID，即同性恋免疫缺损症，后来叫ACIDS，即获得性群体免疫缺损综合征，最终到1982年定名为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正确的命名至少意味着对这种疾病有了一定的认识。次年3月，曼哈顿同性恋报纸《纽约当地人》刊出了大标题，“1112人，统计进行中”。这是死于这种疾病的男同性恋者人数。[2858]众多人死于艾滋病，当然很不幸，不过除此之外，艾滋病之所以重要，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它涉及（除精神病药物以外）在战后主导医学界思想的两大类研究；二是死于艾滋病的人中有不少与艺术和知识界有交集。

1945年以后，主导医学界思想的两大类研究分别是免疫系统的生化研究和癌症性质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出现有关吸烟与癌症相关的报告，很快，有观察表明抽烟与心脏病同样密切相关。与不吸烟的人相比，吸烟的人群中突发性心脏病即冠状动脉血栓症的病发率更高，尤其是男性，这导向了医学研究中的两种方法。就心脏病而言，关键因素是血压，引起血压异常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吸烟伤肺，并降低肺从空气中吸收氧的效率，每呼吸一次，身体获得的相应的氧气都更少，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心脏必须使劲工作。时间一长，就对心脏肌肉造成额外的负担，最后筋疲力尽。在这种情况下，血压会降低。但是高血压也不好，因为，人们发现，富含动物脂肪的食物会导致胆固醇在血管中沉淀下来，使血管变窄，严重的时候会完全堵塞血管。这就增加了心脏和血管的压力，因为同样体积的血液被挤进了更小的空间。在极端情况下，它会损伤心脏肌肉和/或撑破血管壁，如果撑破脑血管壁，则会发生脑溢血或中风。医生们的反应是努力研发提高或降低血压的药物，部分通过“稀释”血液达到，如果心脏的损伤已经无可修复，则要完全更换心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实际上不存在降血压的药物。到1970年，至少有四类降压药物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最著名的是β—受体阻滞剂（betablockers）。这些药物的研制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人们发现，参与神经冲动传递的物质即乙酰胆碱（见第28章，第501页）也会影响控制心脏和血管的神经结构。[2859]在最终通往冠状动脉系统的神经通道中，会释放一种类似肾上腺素的物质，这种物质控制着心脏和血管的运动。因此医生们就要设法对这一活动加以干预。1948年，佐治亚大学的雷蒙德·阿尔奎斯特（Raymond Ahlquist）发现，这一机制涉及的神经有两类，因为它们对不同的物质做出响应，他随意地将其分别命名为α和β。阿尔奎斯特所谓的β受体同时刺激心跳的频率和强度，英国医生詹姆斯·布莱克（James Black）由此想到，限制肾上腺素的活动会不会有助于降低神经的活跃度。[2860]他采用的第一种物质丙萘洛尔被证明有效，但是他很快发现服用这种药物的老鼠会长肿瘤，于是停用了。它的替代物普萘洛尔没有那些缺点，所以成了众多“β—受体阻滞剂”中的第一种。后来陆续发现，这些药物还有广泛的用途：除了降低血压，还能防止心律不齐，能帮助心脏病突发的患者存活下来。[2861]

心脏移植是更激进的干预心脏病的形式，但是医生们也在关注分子生物学，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克隆将会成为可能，那么心脏移植的选择就更有吸引力了。除了涉及复杂的外科手术及从刚去世的人那里获得供体是否合乎伦理之外，移植手术还面临一个核心知识问题，即免疫学问题：植入的器官对人的生理体系来说实际上是个异物，因此会出现排异现象。

免疫抑制剂的研究源于癌症研究，特别是白血病的研究。白血病是一种淋巴球肿瘤，病症发生时，白血球会迅速繁殖，抵御病中的异物。[2862]战后，甚至直到人们发现DNA结构之前，白血球的繁殖显示它可能有利于癌症研究（癌症本身就是恶性细胞的迅速繁殖）。早期研究显示某种嘌呤（如腺嘌呤和鸟嘌呤）和嘧啶（胞嘧啶和胸腺嘧啶）确实影响细胞的生长。1951年，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名为 6—巯基嘌呤（6—MP）的物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缓解某些白血病。虽然好消息没有持续多久，但是6—巯基嘌呤的作用足以说明它有助于免疫抑制。20世纪50年代末，新英格兰医学中心进行了关键实验，罗伯特·施瓦茨（Robert Schwartz）和威廉·戴姆谢克（William Dameshek）决定用两种白血病药物（甲胺喋呤和6—巯基嘌呤）测试老鼠的免疫反应。米尔斯· 韦瑟罗尔在现代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