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压制的代价

不过对于来了哪些人，倒没什么惊讶的。”[2892]

弗洛伊德并不是唯一被拆穿的学者。1983年1月底，《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则报道，题为《新的萨摩亚研究著作叫板玛格丽特· 米德的研究结论》。这部著作的作者是出生于新西兰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自1940年以来，他一直在萨摩亚工作，大部分时间驻扎在距离米德做实地研究的塔乌村大约130英里的地方。他的结论是，米德完全误解了萨摩亚社会，暗示她的结论是错误的。弗里曼说，萨摩亚人与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麻烦，他们“讨厌《萨摩亚人的成年》把他们描写成那个样子”，认为他们是单纯、顽皮的人，对他们来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游戏，他们的天性也与其他文化的人们迥然不同。[2893]

《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长达47行，几乎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并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哈佛大学出版社进而出版了弗里曼的著作《玛格丽特· 米德和萨摩亚：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毁灭》；美国各地的电视节目都争相邀请他。为了探讨他的发现，还组织了若干科学研讨会，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美国人类学协会召开的会议。[2894]在这次会议上，人们开始怀疑弗里曼动机不纯。人们注意到，按照他的说法，他自1940年起一直在萨摩亚工作，此前一直是名默默无闻的学者。那么米德还在世，还能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回答说，他曾经向米德提出一些初步的怀疑，对方也承认自己的数据存在不足，但是直到1981年，他才获准查阅萨摩亚法院档案，从而才断定西方的萨摩亚与别的社会一样，也有暴力存在。[2895]关于这一点，其他人类学家怀疑弗里曼的说法；很多年前，他们就能轻松查看法院档案了。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弗里曼的新发现（如果算得上新发现的话）偏离了弗朗茨· 博厄斯的观点（即在决定行为模式的问题上，文化的重要性胜过自然）。弗里曼本人不是生物决定论者，但是，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毫无疑问，他对米德的修正为人们从淡化“文化”的角度理解人性提供了支持。这个问题从未得到满意的答案，但是，与弗洛伊德一样，米德的重要作品已经蒙上了阴影，不过对于她的其他众多发现，并未有人提出质疑。

1997年，罗伊· 波特发表了《给人类的最大福祉：从古代到现在的人类医学史》。在临床医学那章，波特引用了牛津大学医学院钦定讲座教授大卫· 韦瑟罗尔爵士的话。波特转述道，韦瑟罗尔向现代医学提问：我们做得如何？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严肃结论。“就我们对西方社会主要疾病的了解而言，我们似乎陷入了僵局，特别是在心脏病和血管病、癌症和慢性病领域，医院里到处都是患者。……虽然我们对这些疾病的详细症状越来越了解，但是在确定最初的病因方面，进展不大。”[2896]

韦瑟罗尔的怀疑论是现实的；他的论据也很有力。对科学抱有必胜信念是不科学的；同样这也适用于对弗洛伊德、荣格和米德的修正。治疗无效时，谁也逃脱不了有关疗效的讽刺和谬误。在对医学界进行全面考察后，波特得出的结论与韦瑟罗尔同样悲观：“问题的根源是结构性的。医疗机构日益膨胀，而人们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于是医护人员被迫去治疗原本正常的情况，如更年期，将可能发生的风险视为疾病，用繁复的程序应对琐碎的抱怨，这些都是医疗系统中的常见现象。医生和‘消费者’开始陷入一种想象：人人都有问题，不管什么疾病，人人都能被治好。”[2897]当然，这也是精神分析的“治愈率”那么低的另一种解释，其实很多寻求精神分析的患者一开始就什么病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