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压制的代价

由和日益增长的流动性、冲破限制的消费选择？很难说一种男同性恋亚文化的出现和娱乐的、无风险的性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2879]她认为，艾滋病的隐喻贬低了我们每个人。例如，因为这些隐喻，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可悲的亲密关系——电话性爱，如果可以用“优点”这个词的话，那么它的优点是安全。她说，有关使用安全套和清洁针头的广泛宣传进一步贬低了我们，“感觉这是在容忍和教唆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和使用非法药物”。[2880]桑塔格认为是时候认识到疾病、癌症和艾滋病的本来面目了：它们是身体疾病，不具备任何道德、社会或文学意义。

其他因素也促使人们改变了对艾滋病的看法。艾滋病感染者自身的性格和品质也与之有关系。1985年7月23日，《好莱坞报道》刊登一则新闻，称英俊的电影演员洛克· 哈德森感染了艾滋病，最终使得这种严重的疾病受到了应有的广泛关注。[2881]哈德森是大多数人认知中第一位死于艾滋病的患者，他的演员身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接下来的几年中，艺术和人文领域失去了数百位杰出人物，尽管死于不同疾病，但真正致命的，却是艾滋病：米歇尔· 福柯，哲学家，死于1984年6月，享年57岁；埃里克· 布鲁恩，芭蕾舞演员，死于1986年，享年58岁；布鲁斯· 查特文，游记作家，死于1989年1月，享年48岁；罗伯特· 梅普尔索普，摄影师，死于1989年3月，享年42岁；基斯· 哈林，涂鸦艺术家，死于1990年2月，享年31岁；候司顿，时装设计师，死于1990年3月，享年57岁；托尼· 理查森，电影导演，死于1991年11月，享年63岁；安东尼· 珀金斯，演员，死于1992年9月，享年60岁；丹霍姆· 艾略特，演员，死于1992年10月，享年70岁；鲁道夫· 努里耶夫，彼时最著名的舞蹈家，1991年叛逃苏联，曾经做过巴黎芭蕾舞剧院的导演，为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剧团跳过舞，死于1993年1月，享年54岁。在20世纪的知识界和艺术界，再也没有哪种疾病引起过这么大的一场屠杀。[2882]

另一场屠杀发生在精神病房里。1983年3月29日，约翰· 罗森医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放弃了医生执照。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逃避国家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宾夕法尼亚州执照部的制裁，后者准备指控他违反《宾夕法尼亚医疗实务法》达67次，违反医学委员会的规章制度达37次。[2883]罗森对患者滥用医生权力的行为令人发指，最糟糕的案例莫过于珍妮特· 卡特科，当时她被父母送去看医生（下面的细节摘自法院文书，部分是公开纪录）。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罗森当着卡科特父母的面问她是否有过性经验。她没有回答。当她说起想回到科罗拉多群山环绕的家中时，他立刻进行“深度解读”，说那些白雪皑皑的山峰是“仅次于母亲充满乳汁的乳房”的“最美好的事物”。“被告接着告诉原告的母亲，他有更好的东西给原告吮吸，同时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腹股沟。”[2884]在接下来的七年里，罗森逼迫卡特科在治疗期间吮吸他的阴茎。这些过程总是使她呕吐，他解释说，她是在呕吐母亲的乳汁。罗森的另一个患者克劳蒂亚· 艾尔曼则由他的两位助手治疗，于1979年12月26日被发现死在病房中，迹象显示她在治疗过程中曾经遭到其助手的毒打，“为了迫使她开口讲话”。

关于罗森医生骇人听闻的理论和实践，被1959年以后的精神病学专业称为“直接分析”，最终他面临102项指控，被吊销医师执照。这一切构成了杰弗里·马森（Jeffrey Masson）于1988年发表的著作《反对精神疗法》的核心章节。马森曾受过精神分析的训练，短暂地做过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档案馆的馆长，但是他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哪个体系的精神疗法都包含极其错误的内容。马森对精神分析的批评来自前所未有的方向，他认为，精神分析的定义本身是有问题的，因此有着无法调和的缺陷。

马森的著作首先回顾了弗洛伊德，重新审视他的第一个患者朵拉。马森认为，弗洛伊德有自己的问题，并且把这些问题带到了对朵拉的治疗过程中，这些问题干扰了他对朵拉病情的解读，他了解朵拉，朵拉也完全了解他，只不过弗洛伊德“为了发现更多的证据以修正自己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而忽视了她的需求。”[2885]换句话说，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有瑕疵。接着，马森更进一步，研究了桑多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的秘密日记（日记直到1985年才出版，而费伦齐已经于1933年去世），发现他也对医患关系持怀疑态度，以至于费伦齐想出了一个变体，即“相互分析”，即在治疗师分析患者时，患者也分析治疗师。他还研究了荣格和纳粹的暧昧关系，以及荣格的反犹太主义和神秘主义，再次发现荣格与弗洛伊德一样，是个独裁主义者，无论患者讲出什么样的故事，他都能用自己的观点加以诠释，而其出发点是治疗师没有神经症，是健康的，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患者总是有问题的。马森还研究了更为新近的疗法，例如卡尔· 罗杰斯的疗法、弗里茨· 波尔斯的格式塔疗法，以及罗洛· 梅、亚伯拉罕· 马斯洛和米尔顿· 埃里克森等人的疗法。[2886]他发现，独裁主义比比皆是，更有害的是，这些疗法对于性，特别是医患关系内部的性过分关注。在马森看来，许多治疗师很明显在用治疗情境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其程度等同于甚至高于所谓的患者需求，因此，他认为治疗本质上是不可能的，那些证明精神分析无效的数据反倒是正确的。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精神分析运动》（1985）中提出的批评要比马森机智得多，算是20世纪揭露知识界的弄虚作假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2887]盖尔纳于1925年出生于巴黎，在布拉格和英格兰接受教育，继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后在剑桥大学任社会人类学威廉· 怀斯讲席教授。他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非理性的狡诈”，认为精神分析大包大揽、结论不当、前后矛盾、推理草率、逻辑松散、虚伪，什么毛病都有。他抨击的首要对象是无意识，他认为，无意识是新版原罪。[2888]他说，它的正规原则仅是“悄悄地、悄悄地抓住无意识”，这只是他众多批判中的一例。他说，似乎有一个“无意识秘密法案”；无意识不仅要躲着意识，还要积极保持无意识。[2889]“智慧、正直，或理论学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绕过或超越无意识的反智慧阴谋。”[2890]但是，弗洛伊德却能通过某些奇怪的事件打破这种貌似坚固的障碍，用世俗的使徒传承形式将秘密传给别人。不过，盖尔纳问道，如果无意识那么聪明，它为什么没看到弗洛伊德的到来，为什么没有把自己伪装得更彻底呢？盖尔纳的目标并非简单地回到统计参数从而反对精神分析学，而是要揭穿它的真面目。他引用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 冯· 哈耶克的话：“我相信人们回顾过去时，会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迷信的时代，是主要与卡尔· 马克思和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这些名字相连的迷信时代。”[2891]盖尔纳并不需要假他人之手。他写道：“无意识就像边境线外的某些低级旅馆，所有的小偷和走私者都抛掉伪装，在那儿纵情狂欢；不过在边境线内，由于担心被官方抓获，他们必须小心谨慎的掩饰自己……［无意识］就像一个人见到了所有的朋友、敌人和熟人，不过是在狂欢节上，都穿着奇装异服：他可能会惊讶他们为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