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压制的代价

药史中谈到这件事时说，这个重大突破来得十分偶然。施瓦茨写信给莱德利实验室（Lederle Laboratories），希望他们提供甲胺喋呤样品，也写信给勃罗·韦尔康实验室（Burroughs Wellcome），请他提供6—巯基嘌呤。[2863]他没有得到莱德利实验室的回音，但是勃罗· 韦尔康很慷慨，寄给他大量6—巯基嘌呤。因此，他拿着6—巯基嘌呤继续研究，几个星期后发现这种药物确实是一种很强的免疫抑制剂。随后，人们发现，甲胺喋呤在老鼠身上没有效果，因此，正如施瓦茨本人所说，如果两家单位给他的回复倒过来，那以这次成功的探索就可能变得一无所获，也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2864]1967年12月，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Christiaan Barnard）医生进行了世界上第一例人与人之间的心脏移植手术，术后患者存活了18天；一年后，巴纳德进行了第二例心脏移植手术，术后患者存活了24天。1970年，德国进行了一场神经移植手术，到1978年，免疫抑制药物已经进入商业销售，用于外科移植手术。1984年，在加州罗马林达大学医疗中心，一只狒狒的心脏被移植给一名两星期大的女婴，虽然术后她只存活了20天，但是“器官培植”的前景已经打开了。[2865]

因此，艾滋病出现时，人们已经比较了解人体免疫系统了，包括免疫抑制和癌症之间的联系。1978年，贝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医生罗伯特·盖洛（Robert Gallo）发现一种能导致白血病的新病毒，即逆转录酶病毒。[2866]他一直在研究这种病毒，因为当时人们知道猫身上的白血病（即猫科白血病）是导致猫死亡的主要原因，它是由一种破坏猫的免疫系统的病毒引起的。日本研究者研究了T细胞白血病（T细胞是刚刚被发现的白血球细胞，是免疫系统的关键成分），不过认识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或HTLV并取得实践和理论突破的却是盖洛。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er）教授沿袭他的方法，于1983年2月宣布，他确信他已经发现一种引起细胞病变的新病毒，这种新病毒能杀死某些种类的细胞，包括T淋巴细胞。它很像猫科白血病病毒，引发癌症的同时，也破坏免疫系统——跟AIDS艾滋病的症状一样。蒙塔尼觉得他发现的病毒不是白血病毒，它们的症状稍有不同，因而有不同的基因特点。随后发生的情况使他更相信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从一个同事那里得知有种病毒叫慢病毒，这个病毒的名字源于拉丁文lentus，意为“缓慢”。[2867]慢病毒在发作之前潜伏在细胞中，这似乎更像艾滋病病毒，而不是白血病病毒。因此，蒙塔尼将这种病毒称为LAV，即淋巴病相关病毒，因为这种病毒是他从患者的淋巴结获得的。[2868]

从知识层面来说，当前的癌症研究有五个方面。[2869]病毒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环境、基因、个体性（对环境的反应）和自身免疫机制。自身免疫机制的观念是指身体中有癌细胞生长的可能性，但是免疫系统会加以阻止，直到年老体弱，自身免疫系统衰退。毫无疑问，癌症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如盖洛有关病毒的发现，以及抽烟和癌症之间的联系，但是1993年，华盛顿特区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198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哈罗德·瓦尔姆斯（Harold Varmus）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温伯格（Robert Weinberg）在他们合著的作品《基因和癌症生物学》中公布了癌症的惨淡真相。[2870]他们的结论是，在美国死于癌症的人中，吸烟致癌占30%，饮食致癌占35%，其他原因占7%。但是，如果在总数中减去与吸烟相关的肿瘤病例，大多数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继续持平或有所下降。[2871]因此，瓦尔姆斯和温伯格基本不再关注致癌环境的研究，而是专注于研究癌症的生物学原因：病毒和基因。最新研究显示：存在原型致癌基因；病毒会发生突变，导致异常生长；如果缺乏肿瘤抑制基因，人体就无法阻止异常生长。虽然这可能意味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但是就连瓦尔姆斯和温伯格也承认，这些进步还没有转化成有效的治疗手段。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里，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无太大变化”。[2872]这种失败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知识问题，政府和癌症研究所倾向于认为癌症是可以治愈的（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真的），而医学杂志则时不时地发出独立的声音，强调说，虽然有例外情况，但癌症的发病率和存活率并没有变化，或者说，多数研究进展都是数年前取得的（也是真的）。

这些争论有时候很尖锐，使癌症看似比其他疾病可怕得多，正因如此，苏珊·桑塔格写了一篇有关疾病的著名文章，她本人曾患癌症，后康复。在《疾病的隐喻》（1978）中，她的主要观点是，20世纪末的一般疾病，特别是癌症，已经被用来隐喻各种政治、军事和其他活动，这些活动又妖魔化了疾病，更重要的是，还将患者与其家人、朋友和生活隔离开来。[2873]在一些火药味很浓的段落中，她将当今的癌症比作几代之前的肺结核。她说，疾病“是生命中的黑夜面，是一份更为棘手的公民权”。[2874]癌症确实被认为是一种特别可怕的东西，因此，即使在今天，在法国和意大利还有一条规则，医生应将癌症诊断结果通知患者家属，而不是患者本人。由于罹患癌症会危及人们的感情生活、晋升机会甚至工作机会，人们学会了保密。她指出，在文学作品里，肺结核代表瓦解（那是“一种液体的疾病”）而癌症而象征恶化，“身体组织变得坚硬……仿佛孕育了魔鬼”。[2875]肺结核影响肺部，即身体中的“精神”部分，而“癌症则恶贯满盈，因为它影响到各种难以启齿的身体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宫颈、前列腺、睾丸）。”患上肿瘤通常会让人觉得丢脸，“身体器官似乎有某种层级结构，肺癌似乎没有直肠癌那么难堪”。[2876]她说，肺结核和癌症之间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与激情有关的疾病——肺结核反映内心像火一般燃烧的、浪漫的激情煎熬，而癌症则“被人们设想成压制激情的代价”。从《鸽之翼》、《背德者》、《魔山》到《长夜漫漫路迢迢》以及《死于威尼斯》，她研究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且发现肺结核的意义发生了“离奇”的变化，从可怕的疾病转变成某种浪漫的事物，在她看来这是一种扭曲，她希望这一种转变不要重现于癌症。

《疾病的隐喻》源于苏珊· 桑塔格的个人经历，《新闻周刊》称其是“我们时代最具解放性的著作之一”。十年后，即1989年，桑塔格发表了《艾滋病及其隐喻》，再次提出批评。[2877]她认为艾滋病是一种“承载了过多意义”的疾病，她的目标是“剔除”艾滋病的部分隐喻。桑塔格激烈反对加诸艾滋病的惩罚，并对“意料之中的使某些艾滋患者拒绝接受抗病毒化学疗法的既迷信又顺从的想法”提出质疑。[2878]她特别痛恨基督教右派人士，他们认为艾滋病是对20世纪60年代的罪孽、沉沦以及“道德放纵和沦丧”的一种报应；她也痛恨那些认为同性恋者是变态的人。她说，这种“文化争端”已经超出美国的范围。在她住过一阵的法国，一位右翼政客称其对手得了“艾滋病似的”或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但是，她质问道，难道不能把艾滋病看成是消费社会的资本主义类疾病吗？在这种社会，“欲望被认为是无节制的。……考虑到消费规则和几无争议的自我表达的重要性，对某些人来说，性为什么不能成为一种彰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