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发财与行善

学（相对于特定的封闭系统）最好的例子。索洛等人的观点流行于20世纪50和60年代，被纳入旧增长理论。[2831]本质上，它说的是，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但没人能预测何时会有创新，创新带来的收益将是暂时的，经济将一度繁荣，然后慢慢趋于平稳。斯坦福大学的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进一步完善了这种观点，他揭示说，创新还能再产生大约30%的深层收益——因为工人的工作也是一种学习，他们的技术越来熟练，工作速度越来越快，需要的工人数量减少了。这意味着经济繁荣持续的时间更长，但即使如此，收益递减的规律仍然适用，经济增长将渐渐趋于平稳。[2832]

新增长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由芝加哥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率先提出，并由索洛加以完善。它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政府的大量投资和私人的积极性可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因为别的不说，它能使劳动力接受教育、积极性更高，能使他们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2833]这个观点很出色，原因有二。首先，卢卡斯来自保守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却提出了加强政府干预和扩大政府开支的观点。其次，它标志着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大联合：它最终认可了大卫· 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里提出的论点，即“他人导向”的人喜爱创新。判断新增长理论正确与否还为时尚早。[2834]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大爆炸，使得人们更易接受新思想，这也暗示新增长理论可能是正确的。更加有趣的是，玛格丽特· 撒切尔执政时曾痛骂大学，但实际上，大学是政府推动技术革新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

弗里德曼夫妇和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总体上基于《国富论》作者、“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 斯密的重要见解。“亚当· 斯密的重要见解是，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换的双方就都能获益，只有双方都能获益，交易才能进行。”[2835]因此，自由市场经济学不仅奏效，而且还有伦理基础。

但是，还有一种对立的经济学思想，它并不认同弗里德曼夫妇对开放市场体系的信念。《自由选择》中几乎没有谈到有关贫困的思考，弗里德曼夫妇认为，无论如何，只要开放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作用，贫困现象将会大幅度减少。不过，很多其他经济学家对经济上的不平等感到忧虑，在约翰· 罗尔斯和罗纳德· 德沃金分别发表著作之后，这种忧虑更甚了。在这些其他经济学家中，有一位曾经在牛津和剑桥学习的代表性学者：印度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森后来拥有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双重教职，撰写了相当多的论文和著作，努力使经济学脱离他所谓的弗里德曼夫妇和货币主义者的狭隘兴趣。他提出了“福利经济学”，它本质上越过市场运行，审视贫困机制和“需求”的概念。森的许多文章含有高度技术化的数学演算，因为他试图估量贫困和不同类型的需求。例如，森提出的一个经典问题是关于计算谁的境况更糟：一个人收入较高，但有慢性疾病，要定期治疗和付费；另一个人收入较低，但身体健康。

森的首要成就是，他发现的众多技术手段使政府能够计算出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有多少穷人，以及不同领域的确切需求水准如何。这些绝不是泛泛的成就，不过他本人将它们称为“工程学问题”，有“细致”的解决方案。在这里，经济学和社会学又走到了一起。宽泛地说，还有两种思想促成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一是他实现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联姻。森从他观察到的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出发：很多人并不穷，却关注贫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其原因并不是他们认为消灭贫困可以提高效率，而是他们觉得贫困是不对的。换句话说，个人行为往往合乎伦理道德，自身利益并非头等大事。他指出，这不仅违背了弗里德曼夫妇等经济学家的观点，也违背了一些进化论思想家的观点，如E. O.威尔逊和理查德· 道金斯。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1987）中，森引用了著名的“囚徒困境”游戏，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也用过。森指出，在进化情境中，合作可能是更可取的，然而从理论上来说，在工业或商业背景中，自私策略是个人更可能采取的策略。但在实践中，人们总是采取各种合作策略，因为人们的观念中不仅有自己，也有别人；他们有集体观念，并想维持这种集体观念。换句话说，人们普遍具有不完全自私的生活伦理观。他认为，这些发现对社会经济组织、税收结构、针对穷人的经济援助和对社会需求的认可等都有间接的意义。[2836]

不过森真正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著作是《贫穷和饥荒》，这是他于1981年为国际劳工组织的世界就业项目撰写的报告，彼时的他正担任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和万灵学院的研究员。[2837]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论权力和剥夺”，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德沃金有关权利的概念。森在报告中考察了四次大的饥荒：分别是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约150万人饿死；1972至1974年埃塞俄比亚饥荒（10万多人死亡）；1973年萨赫勒干旱和饥荒（10万人死亡）；1974年孟加拉国洪水和饥荒（约2.6万至10万人死亡）。他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每次饥荒中，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食物供应量并没有明显下降；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在很多受灾区，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实际上上升了（例如，在埃塞俄比亚，14个省中有6个省的大麦、玉米和高粱的产量超过正常水平）。[2838]相反，森发现，饥荒中常见情况是，洪水或干旱之类的自然灾害：（1）使人们认为食物会短缺；（2）同时影响某些人口（农民、劳工和农业工人）的挣钱能力。拥有食物的人囤积居奇，物价上涨的同时，大部分人收入锐减。洪水意味着土地上没有活儿可干，干旱迫使穷人离开居所，因为他们不能通过耕种挣钱，支付租金。但是，正如森所说，主要因素是“权利”的丧失：他们能用来换取食物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是市场体制的失败，因为市场体制的运行正是基于人们对当前情况和即将发生的情况的判断。但是，客观地说，从总的食物供应量来说，市场是错误的。森的分析令人吃惊，部分原因正如他自己说的，因为它违背常理、违背常识，还因为这表明市场会使糟糕的情况雪上加霜。他的经验主义研究成果不仅能切实帮助政府认识饥荒的成因，从而避免饥荒或降低饥荒的影响，而且还凸显了自由市场理论及其伦理基础的某些特殊局限性。饥荒可能是特殊情况，但确实能影响相当多的一部分人。

《兜售繁荣》是一部关于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经济史的著作，在其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 克鲁格曼记录了右派经济学的崛起，又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日渐消退，最后谈到了20世纪80和90年代凯恩斯主义改头换面之后的复兴。[2839]在克鲁格曼笔下，“经济周期”理论等右翼经济学教条遭遇了失败，巨额预算赤字为美国经济带来了阻碍，以及罗纳德· 里根实施多项货币主义政策也自食其果。在《零和社会》（1980）中，他同样批评了近来更自由的经济学家莱斯特· 瑟罗等人的观点和加拿大经济学家詹姆斯· 布朗德及其合著者芭芭拉· 斯宾塞提出的“战略性贸易”观点。战略贸易视国家为类似公司的实体，将其经济“置”于与其他经济体相对的战略地位。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占统治地位，至少一度如此，直到1999年5月拉里· 萨默斯担任财政部长才告一段落；但是，克鲁格曼说，这是一种错位，因为国家不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