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发财与行善

人更穷的现象。与由世袭身份决定社会地位的欧洲中世纪社会、独立前的印度，以及很多现代南美国家相比，情况确实如此。相对于中央计划社会（如苏联、中国或独立后的印度），情况也同样如此，在这些国家，同政府的关系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即使在与这三个国家一样以平等的名义引入中央计划的国家相比，情况依然如此。”[2823]弗里德曼夫妇说，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也出现了一个“新阶层”：政府官僚和因相关研究项目受到政府资金资助的学者，他们享受了特权却在那里鼓吹平等，这与欧文· 克里斯托最先观察到的现象是一致的。“这让我们想起了一句可能不太恰当的贵格会古谚语：‘他们到新世界来行善，结果自己却发了财。’”[2824]

弗里德曼夫妇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资本主义促进自由、平等和福利。在批评工会时，他们没有固守“劳工”工会，还关注医生工会等中产阶级工会，并引用了加利福尼亚州某区引进“医护辅助人员”的例子。医生们强烈反对这项措施——表面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经过正规培训的医护人员才能参与工作，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想设置行业门槛，保证他们的高工资。然而，在引入医护辅助人员之后的六个月里，心搏骤停的存活率从1%上升到23%。在消费者权利方面，弗里德曼夫妇声称，美国存在很多政府立法干预自由市场的现象，其中一个后果就是“药品滞后”：美国在推出新药方面落后于英国——他们特别提到了β—受体阻滞剂。他们说，自1962年以来，市场推出的新药数量下降了大约50%，主要原因是在消费者身上进行药效测试的成本激增。弗里德曼夫妇认为，政府对蕾切尔· 卡尔森等人曝光的问题反应太过热情了；“过去二十年来的所有运动，无论是消费者保护运动、生态保护运动、返土归田运动、嬉皮士运动、有机食品运动、保护荒野运动、人口零增长运动、‘小即是美’运动、反核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反增长。它们反对新发展，反对工业革新，反对进一步利用自然资源。”[2825]现在是时候大喝一声“够了”，主张控制和“权利”的势力已经走得太远了。但是，弗里德曼夫妇在书的结尾写道，他们认为，变革就要发生了，许多人希望“大政府”得到抵制。他们特别指出1979年英国玛格丽特· 撒切尔因为承诺“要减少政府干预”而当选首相的例子和美国民众反抗政府垄断邮政服务的例子。最后，他们呼吁通过一项美国宪法修订案，它便是后来的经济权利法案（Economic Bill of Rights），迫使政府限制联邦开支。

公众心态缘何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主要原因是在1973至1974年的石油危机后，西方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人们越来越感到不满。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说，西方经济的“魔力”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1973年停止了。这些趋势的出现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特别是哈佛大学的马丁· 费尔德斯坦）开始记录征税和政府在投资和储蓄方面的支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2826]弗里德曼实际上预言过，伴随着通货膨胀，即将出现一段时间的停滞——零增长，而古典经济学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滞胀”，弗里德曼因这一见解获得了诺贝尔奖，实至名归。弗里德曼和费尔德斯坦因此领先，其他人也迅速跟上，到一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批坚定的“供给派”经济学家，他们拒绝凯恩斯主义，相信如果大幅降低税收，就会有更多的钱“供给”经济领域，经济将会快速增长，也就不用担心支出了。与此同时，1979年，英国的玛格丽特· 撒切尔上台，一年后，美国的罗纳德· 里根当选总统，随后这些经济观点得到了贯彻。在美国，里根年代的一大特点是庞大的预算赤字，直到90年代美国还在填补这些赤字，其二是华尔街的行情惊人反弹，1987至1992年间一度疲软，但随即恢复了迅猛的增势。在英国，股市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私有化政策创新，让公共事业大多回到了私人手中。[2827]就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而言，私有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些别扭、过时的企业被改造成高效率的现代化公司，至少有些情况下，消费者承担的成本确实下降了。私有化观点很快被广泛传播到西欧、东欧、亚洲和非洲等地。

然而，尽管股市上场，但是与1973年以前的水平相比，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毫无起色。同时，财富分配不均现象却又急剧恶化。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政治家，特别是西方政治家，经济学家更关注两大理论问题：那就是经济增长和不平等。

传统观点认为，石油危机后的经济增长减缓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出在技术层面。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是经济学家中准确揭示这一成因的第一人（他于1987年获诺贝尔奖）。在他看来，生产力的增长来自技术革新——今天经济学上称之为“索洛剩余”。[2828]很多技术突破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随后的和平稳定时期，这些革新结出了累累硕果。然而，所有这些高科技产品，无论是喷气式飞机、电视机、洗衣机、慢转唱片、便携式收音机、汽车，一旦达到饱和，一旦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就无法再进行名副其实的革新了。1970年左右，技术进步的速度确实放慢了。保罗· 克鲁格曼在其经济史研究中以波音747飞机为例强调了这一点。直到2000年，很多航空公司的骨干机型仍然是这种1969年就开始交付使用的机型。经济增长减缓的第二个原因出在社会学层面。20世纪60年代，婴儿潮一代步入成年；在此期间，有关资本主义的很多设想受到了批评，一些时事评论员发现整体教育水平下降了。克鲁格曼写道：“下层阶级的扩大明显拖了美国经济的后腿。……有个貌似正确的观点认为，中产阶级的孩子没有经济动力、教育水平下降、下层阶级的崛起等社会问题在生产力减缓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说法与技术层面的解释迥然不同；但两者都有一种宿命论的意味。……［它］似乎在暗示我们，要学会接受低增长率的现实，不要奢求政府设法扭转局势。”[2829]第三个原因出在政治层面。这是弗里德曼的论点，他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只有降低税收和抑制调控才能释放经济复苏所需要的力量。在这三个原因中，最后一个原因最容易发生变化，因为它具有明显的政治可操作性。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都力图寻求货币主义者和供给派的政策。费尔德斯坦本人曾经获邀去白宫拜访里根总统。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保罗· 克鲁格曼所阐明的，1980年实际上是保守派经济学的高潮，自那以后，经济学观点进一步发展，关注经济增长和不平等背后的根本力量。[2830]经济学思想的两个主要中心当然都在美国，一处是哈佛大学的所在地，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芝加哥；另一处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所在地，坎布里奇。不过，芝加哥主要与保守派经济学相关，坎布里奇的经济学家则包括费尔德斯坦、加尔布雷思、萨缪尔森、索洛、克鲁格曼和森（现在去了英国剑桥），他们则接纳了两种世界观。

在发现了以其名字命名的“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后，罗伯特· 索洛开始关注经济增长及其与福利、工作和失业之间的关联，这可能是理论经济学家涉足宏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