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发财与行善

司，不一定需要通过竞争求得生存和繁荣，这种看似聪明的思想注定要失败，因为20世纪80和90年代的很多研究表明，人们的行为不像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完全理性，而是以一种“近似理性”的方式行事，主要是根据短线思维，采用轻易就能获取的信息。对克鲁格曼而言，这种新见解是个进步，因为它意味着即便是每个人都能做出明智的决定，仍可能产生灾难性的集体后果（简言之，这就是出现衰退的原因）。因此，克鲁格曼与新凯恩斯主义者站到了同一阵线，他们相信，政府有必要对宏观经济事务进行某些干预，以便对发明创造、通货膨胀、失业、国际贸易等施加影响。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鲁格曼得出的结论是，两大突出的经济问题依然如故，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速缓慢，另一方面是贫困现象加剧：“其他一切要么是次要的，要么无足轻重。”[2840]这使我们想起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

在众多职业经济学家中，加尔布雷思不时受到贬损是因为同行们认为他在业内的影响力远不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那么大，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公的伤害。他在很多著作里，利用自己专业经济学家的“知情人”身份，对变化中的社会性质和经济学在这种变化所发挥的影响作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评述。虽然加尔布雷思生于1908年，但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他的这一性格丝毫没有收敛。1992年，他发表了《心满意足的文化》，四年后又发表了《美好社会：人类议程》，分别是他的第18本和第20本书。（1999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攀亲带故》。）

《心满意足的文化》是一个故意错用的书名。加尔布雷思在这里运用了一种略带挖苦的讽刺手法。[2841]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这种文化完全是在自鸣得意。他认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前后，西方民主国家才接受了混合经济的观点，从而取得了经济社会的进步。但是，从那以后，社会上出现一个突出的阶层，他们在物质上舒适，甚至非常富有，但是他们不仅不帮助穷人，反而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想出了一整套办法，对穷人进行边缘化甚至妖魔化。这些办法包括降低富人的税收，减少穷人的福利，发动小规模“易操纵的战争”来维持对付共同敌人的凝聚力，信奉“绝对自由是自由的体现”，希望缩减政府开支。加尔布雷思说，所有这些办法会带来一个更为重要的集体后果，即“满足”者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乐意花钱打败相对弱小的敌人，甚至已经以自己的名义花了数万亿美元出去（卡扎菲、诺列加和米洛舍维奇），然而却极不情愿在家门口的底层阶级身上花钱。其中有一段，他引用了令人震惊的数据证明“在十年时间里，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的数量从1978年的2450万增加到1988年的3200万，增长率达28%。到1988年，美国每五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出身贫困，这一数值是加拿大或德国的两倍多”。[2842]

加尔布雷思对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心怀怒意。我们来看看其中的缘由。默里是华盛顿特区右翼智囊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名布拉德利基金研究员，他在1984年发表了富有争议但资料翔实的著作《失去根基》。[2843]该书考察了1950至1980年间美国的社会政策，并提出虽然我们普遍认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黑人的境况得到了改善，但是很多统计数据则显示出完全相反的结果：他们依旧很穷；20世纪60和70年代，少数黑人的情况得到改善，大部分黑人处境依然落后；总的来说，伟大社会的社会措施不仅失败了，而且情况变得更糟，因为这些措施本质上是虚假的，提供虚假的激励、虚假的学校课程、虚假的大学文凭，其实什么都没改变。默里与他所谓的“大众智慧”站在同一阵线，他没有选择知识分子或社会科学家的智慧。大众智慧有三个核心前提：首先，人们对激励或抑制措施有回应（大棒和胡萝卜都奏效）；其次，人们并不是天生勤劳或品行端正的（只要缺乏负面刺激，人们就会偷懒、不分是非）；最后，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要社会正常运转，他们能否在基本的哲学或生物化学意义上负责就不成问题）。[2844]他用图表举例说明，在1955至1980年间，黑人劳动力数量一直在稳定地增长，或黑人工资在上升，或黑人儿童入学数量增加，这与当时盛行的（专家）智慧完全背道而驰；他对非婚生育的分析也是如此：分析显示，非婚生育现象部分源于行为“不端”，部分源于“种族”因素。[2845]但是，总体而言，他要传达的信息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情况当然不算完美，但是正在飞速进步，如果任其发展，情况可能会好得多，然而伟大社会的干预把事情搞砸了。

在加尔布雷思看来，默里目的明确：他打算把穷人踢出联邦政府的预算和税收体系，“远离富裕阶层的良心”。[2846]他在《美好社会》（1996）中证实了这一点。加尔布雷思绝不是一名“易怒”的作家，他很克制，几乎可算得上是位契诃夫式的人物。但是在《美好社会》中，在客气的表象下，他对对手的蔑视丝毫不亚于《心满意足的文化》。《美好社会》的意义，及其与本章探讨的众多观点之间的关联在于：它是一本由经济学家撰写的著作，不过作者在书中把经济学视为人民的奴仆而非火车头。[2847]加尔布雷思关于美好社会的议题显然是左翼的；他认为1975至1990年间的右翼正统派或准正统派已经进入死胡同。现在是时候回归正轨了，即重建“后二战时代”的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社会，不是为建而建，而是因为那个时代文明程度更高，取得了社会和道德的进步，可惜后来却陷入了自私、贪婪和伪善的小型黑暗时代。[2848]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是否如他所愿地被许多人听进去了，或者是否得到他早年获得的那么多的关注，都很难说。贫困，特别是美国的贫困，在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仍然是个“隐蔽”的话题，似乎无法触动或震动那个心满意足的阶层。

种族问题则更复杂。人们无法“无视”种族问题，无论在媒体、政界还是文学领域，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大众社会，媒体刻画的情况往往前后矛盾。在大众社会，真理越深奥，揭示真理的形式往往越平淡无奇，特别是采用统计数据。在这种环境下，安德鲁· 海克于1992年发表《两国两民：一黑一白，隔离、敌对、不平等》（Two Nations），震惊了世人。[2849]它使我们回想起本章开头有关权利的讨论，也使我们想起民权运动，想起贡纳尔· 默达尔、查尔斯· 约翰逊和W. E. B.杜波依斯。海克告诉我们，在美国，有些情况并未改变。

安德鲁·海克（Andrew Hacker）是纽约市皇后学院的政治学教授，除了政府人员外，他可能是最了解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人，所以他在论述中用数字说话。许多年来，他一直在分析美国的社会和种族数据；他从不煽风点火，是个稳重内敛的学者，不喜欢过于夸张或华丽的辞藻。他主要在《纽约书评》上发表那些骇人（坦率）的结论，但是《两国两民》比《纽约书评》上的内容还要令人胆寒。由于观点惊人，海克及其编辑都觉得有必要先安排几章“温和一些”的介绍性文字，再推出重点章节，把数据置于上下文中，设法用故事的形式解释种族主义和黑人的实际情况，让读者做好准备接受下面的观点。论述包括两个部分。数据显示，在经历数十年，乃至一个世纪的努力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