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法国专辑

”，原因很简单，旧的词汇已死，不过“那也是一个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意义”。由此看来，即便是哲学这个词语也不准确、不合逻辑，因此它是个几乎没用的词汇。

德里达认为，人类处境的主要方面是它的“未定”性质，我们不断地赋予经验以意义，但从不确定这些意义是否“真实”，无论如何，“真实性”本身是个无用的概念，它本身也在不断变化。[2769]“真理是多元的。”不存在进步，不存在“我们只要多读书、好好过日子就能掌握的真理：一切都是未定的，而且永远如此”。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永远不会准确知道我们要表达什么意思，别人永远不会如我们所愿、或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理解我们。这（可能）是后现代的一种失范。

与德里达一样，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也生于阿尔及利亚。苏珊· 詹姆斯曾评价说，阿尔都塞和德里达一样，比马克思本人更像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即使伟大的革命家也“不完全清楚自己作品的意义”。这使阿尔都塞质疑起意识形态世界与经验主义世界相互关联这一观点。例如：“有关古拉格恐怖的经验数据未必会让人反对斯大林或苏联。”阿尔都塞和德里达想到了一起，经验数据的意义不是单一的，因此，尽管斯大林统治的国土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情，他（阿尔都塞就是如此）仍旧忠诚于斯大林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还认为，过多因素决定了历史：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或政治因素在内的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于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现象，所以不可能弄清具体原因：“换句话说，人们没有办法确定历史事件的原因。因此，一个人可以自行确定历史上起作用的是什么，由此构建他的意识形态。正如经济决定论不能被证实一样，它也不能被证伪。历史理论是个人自己得出的结论；一定如此，因为它不容许经验主义的、理性的论证。”[2770]阿尔都塞说，不管怎样，个人是他们身处的社会结构的产物，以至于他们的意图被认为是社会实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2771]通常所有的社会都有他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家庭、媒体、学校、教学，它们宣传和接受观点，以至于我们不可能真正拥有自我意识。“这些机器作用的结果是，我们借由它们获得了身份。”[2772]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阿尔都塞思想的中心是超结构的相对自治，他剔除了马克思很重视的虚假的阶级意识，“换掉了虚假的意识形态意识和个人身份意识，目标是使人们摆脱意识形态的无知，创造接纳变化的环境”。[2773]遗憾的是，1980年他谋杀了妻子，法庭宣布他的精神状况不宜接受审判，他的学术观点也就此戛然而止。

雷蒙德· 威廉斯概括说，谈到对语言的怀疑，特别是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语言与知识的关系和与权力的联系时，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这两种理论都属于文化研究的范围，只不过其背景中马克思赫然在列。它们一起批评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社会和由自然科学产生的知识形式。

对科学的最正面的批评也来自欧洲大陆，他就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新涌现的重要哲学家，他秉承学派的传统，遵循霍克海默、本雅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研究路线。与这些前辈们相同的是，他的目标在于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现代综合。哈贝马斯承认，马克思在世时的社会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例如，工人阶级早就“融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一种革命力量”。[2774]安东尼· 吉登斯注意到，哈贝马斯与阿多诺观点相同，都认为苏联社会是“畸形”的社会主义社会。哈贝马斯说，将人类社会生活当作一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来研究，犯了两个错误。第一，现代思想文化有高估科学地位的倾向，认为科学是“就自然世界和社会领域而言，我们能掌握的唯一有效的知识种类”。[2775]第二，科学“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观点，以为人类是能干的、理智的行动者，非常了解其行动的原因”。哈贝马斯批评马克思与自然科学家无异，他说，不可能有关乎人的“铁律”，否则，就没有人这种东西了。他说，相反，人类会反思、自省，他们做什么都有目的、有原因。自然科学再怎么也解释不了这一点。他另一个观点更具原创性，他认为，知识是有助于解放的：“人类越了解自身行为的根源和行为所处的社会制度，就越有可能逃离之前支配他们的樊篱。”[2776]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说，精神分析领域有个著名的例子。分析者的任务是阐释患者的感受，如果成功，患者就能更大程度地用理性控制其行为——意义和意图变化，这是自然科学无法阐释的情况。[2777]他希望有一个解放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更加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2778]哈贝马斯说，事实上，不存在各种知识都适用的单一模式。相反，知识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分论点，概括如下，引自吉登斯：[2779]

最上面一行是“硬科学”，中间那行是心理分析活动和哲学活动，最下面那行是包括本章所有思想家在内的批评理论。福柯、德里达等人都赞同，对知识和权力之关联的理解是最有利于解放的思想层面。

法国思想家（以及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观点在本质上是后现代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作者似乎不愿放弃马克思的观点，有些作者似乎热衷于修正他的观点，但是没人愿意全然弃置他的观点于不顾。与经济决定论或基于阶级的动机相比，他的“虚假意识”观点更多地被沿用，这个观点是指，知识和理性向来由社会的权力关系所打造和调和——知识、阐释和理解总是为目的服务的。康德说，不存在纯粹的理性；欧洲大陆的思想家告诉我们，不存在纯粹的知识，理解这一点就意味着解放。不过并不能说这些思想家反科学（尤其是皮亚杰、福柯和哈贝马斯，他们知识渊博，不至于如此肤浅），但他们的确感到，科学绝不是唯一值得掌握的知识类型，用它来解释我们知道的许多内容是远远不够的。这些作者并没有完全忽视进化，但他们不太了解自己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快速发展的遗传学研究和行为学研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们几乎全部接受并支持心理分析学的证据。在英语世界的读者看来（当然很多批评家也已经指出），关于近年来欧洲大陆对弗洛伊德的关注，有些情况相当不真实。最后，人们还有一种感觉，福柯、拉康和德里达只是拔高了小范围的观察结果，无疑误用了过去的罪犯或精神患者资料，拉康则异想天开地将语言应用于整个哲学。最终，就看人们怎么看待他们观点的可信度了。事实上哪一种观点都没有被普遍接受。

他们推翻了在看人和叙事方面存在普遍标准或方式的观点，但他们在摧毁这一观点时所采用的方法无疑有很大影响。不说别的，他们引进了艾略特和特里林会赞同的怀疑主义。1969年，在《耶鲁法国研究》杂志的特刊上，结构主义跨越大西洋来到了美国。我们将看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美国哲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普遍被看作是一名后结构主义批评家。1915年，他出生于瑟堡，是一名海军上尉的儿子。因为小时候有肺病，所以他的童年时代痛苦而孤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身体原因不宜服役，因此，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初，他是一名文学教师。巴特是位同性恋者，由于爱人早逝（死于肺结核）和自己经历的各种病痛，他转而攻读医学学位。不过在疗养院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