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法国专辑

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感兴趣的不只是儿童的发展和智力行为的系统发育。后来，他进一步拓宽兴趣，运用福柯和拉康的观点，成为结构主义思维模式的主要倡导者。皮亚杰的观点借鉴了诺姆· 乔姆斯基的成果，但是结构主义其实是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世界发展起来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对盎格鲁—撒克逊英语世界的更多实证发现一无所知。因此，法国以外的很多人发现，要说清楚结构主义为何物并非易事。皮亚杰的《结构主义》（1971）算是将结构主义阐述得比较清晰的一本书了。[2754]福柯选择用“考古学”而非历史学这一词汇表明他的发现，即结构是业已存在的东西。皮亚杰也表示，在基因和行为之间存在“心理结构”。例如，他的一个出发点是，“代数学不会‘蕴含’在细菌或病毒（它们比较相似）行为中，当然也不会孕育在基因中。”[2755]按照皮亚杰的观点，无论是细菌（分裂）还是人类做加减法，这种数学能力只有一部分来自遗传，还有一部分则源于有机体在发育过程和接触世界的过程中建立的心理结构。皮亚杰认为，语法结构就是心理结构的完美例子，因为它部分来自遗传，部分来自后天“习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认为患者通过分析获得意义。

“要是被问及如何‘安置’这些结构，”皮亚杰写道，“我们会将其安排在神经系统和意识行为之间的某处（无论哪里）。”[2756]让人困惑的是，皮亚杰宣称这些结构并未以物理形式存在于有机物中；结构是理论性的演绎，是一个过程。他的这本著作涉猎广泛，从路德维希· 冯· 贝塔朗菲的数学观点到凯恩斯的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再到塔尔科特· 帕森斯的社会学。但是，他主要关注心理结构，他认为，有些心理结构的形成是无意识的，而这就需要心理学家去研究了。皮亚杰推动人们关注心理结构，是要阐明，通过研究观察到的行为或研究心理活动的过程都不足以理解人类经验，还需要“其他东西”。[2757]皮亚杰比多数欧洲同行更清楚当代人在进化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谁也不能指责他是门外汉。但是他的作品仍然是高度抽象的，这让盎格鲁—撒克逊的批评家们意犹未尽。[2758]皮亚杰认为完美的生命是一种生物范围内的获得性结构，各具创意。心智会逐渐发育或成熟，但是其过程却急不得。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对生命的理解会受到数学和语言知识的调节，本质上说，数学和语言是两种思维逻辑系统，有利于我们应对世界，反过来又利于改造这个世界。在皮亚杰看来，心理结构的发育程度及其与世界匹配的程度影响着我们的幸福感和适应力。本质上，无意识可能是系统内的骚乱，这个问题有待心理分析学家研究。

结构主义获得成功之后，无疑会引发对抗反应。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发起了批评。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时，大批犹太人离开阿尔及利亚，法国突然成为欧洲大陆苏联以西犹太人最多的国家。

德里达首先要批评具体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克劳德· 列维—斯特劳斯不仅是一名人类学家，还是一名哲学家、一位思想领袖，他的结构主义观点从人类学拓展到心理学、哲学、历史、文学批评，甚至建筑学。[2759]我们还要感谢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新名词“人文科学”，即有关人的科学，他称人文科学抛弃了“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关注”，为研究人类境况提供了更可靠的视角。结果，哲学作为“人类知识的特殊综合”的传统角色似乎日益受到削弱：“人文科学不需要此类哲学，它可以独立思考。”[2760]让—保罗· 萨特和语言学家费迪南· 德· 索绪尔也受到了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看不起存在主义的“主观偏见”，认为基于个人经验的哲学“绝不会告诉我们跟社会或人有关的任何基本知识”。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他还批评了很多欧洲思想的民族中心主义特点，称其局限自己的文化范围内，很难成为普适观点。

德里达对列维—斯特劳斯提出批判，认为后者从根本上囿于自己的观点。在其自传性著作《忧郁的热带》中，列维—斯特劳斯讲述了自己缘何选择人类学并谈到了他在巴西的早期实地研究工作，研究了南比克瓦哈等原始部落中书写和内在知识之间的联系。[2761]由此，列维—斯特劳斯概括说，“几千年来”，书写一直是权力精英的特权，关系到社会地位和阶级分化，“其主要功能”是“奴役和征服”。列维—斯特劳斯说，在发明书写和出现科学之间，不存在“知识的增长，不过是知识的上下起伏而已”。[2762]

德里达提出了一个相关却更为根本的观点。他说，纵观历史，人们并不像尊重口语那么尊重书写，认为书写不够可靠、不够权威、不够真实。[2763]另外，书写还具有“支配”性，这使书写显得“异化”，对经验“施暴”。与拉康和福柯一样，德里达被诟病“用词不精密、不准确、自相矛盾”，但他认为这些缺点在哲学上很重要。他深入列维—斯特劳斯的文本，强调逻辑上的前后矛盾导致其论点和观念有局限或不恰当。德里达说，南比克瓦哈部落有各种“修饰”，在民族中心主义观较弱的人看来，这可以称之为“书写”。这些修饰包括画葫芦、家谱图、泥地上的图案，等等，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有意义。德里达说，列维—斯特劳斯的书写根本没能抓住这些意义。在写作自传的过程中，他有自己的日程，这或多或少使他写出了自己的工作。但是，即使如此，他还是出了错：他自相矛盾，使事情过于黑白分明，很多语句词不达意。再者，还都是些常识。德里达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这种不完全表达同样重要，也是不可避免的。德里达的看法与拉康、福柯和皮亚杰一样，他认为语言是最重要的心理建构，它（可能）使人区别于其他有机体，语言是基本的思维工具，因此大概是理性所必须具备的（不过也可能出错）。[2764]在德里达看来，一旦我们怀疑语言，“怀疑它能否准确表述现实，一旦我们意识到所有的个人都是民族中心主义、前后矛盾、某种程度上不合逻辑、过于简单化……那么我们就会对人有新的认识”。意识不再是其表象，理性、意义，甚至意图都不是。[2765]德里达质疑，一个人所表达的单一话语即使对他本人而言是否只具有单一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无论是对讲话人而言，还是对听者或读者而言，话语的实际意义可能多于或少于其表象。

德里达将这种意义上的差距或“近似”称为“延异”，进而提出了他所说的“解构”（deconstruction），后来解构风行了很多年，直至声名狼藉。正如克里斯托弗· 约翰逊在评论德里达的思想时所说，解构是后现代论点或观点的重要元素，它使一个文本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种解读方法。[2766]德里达并非完全武断或乖张。他想说的是（固然危险），不仅人们的话语有无意识的成分，而且跟任何人对那些话语的经验相比，话语本身的历史更丰富，所以几乎任何人说的任何内容都比他要表达的意思更为丰富。这也只是常识的延伸。德里达引发争议之处或不合常识之处在于，他认为语言的性质使说话者对他所说的或所写的内容有何意义丧失了权威。[2767]相反，他认为“意义存在于语言结构本身：我们用符号思考，而符号与其表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随意的”。[2768]在德里达看来，这破坏了我们（认为我们所）理解的哲学的概念。他认为，人类事务不可能取得进步，也绝不存在知识的“积累”，不存在“我们今天掌握的知识比昨天的知识‘更好’、‘更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