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遗传学一览

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由三个人共同获得。其中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属于不同的阵营，或支持或反对纳粹政府。卡尔· 冯· 弗里希曾经遭到纳粹学生的毒手，因为他有八分之一犹太血统。他得以幸存的唯一原因是，他是研究蜜蜂的世界权威，而当时德国的蜜蜂感染了一种病毒，威胁到蜜蜂的存活数量，为了维持食品生产，急需他的帮助。另一方面，康拉德· 洛伦茨完全赞同当时蔓延的纳粹思想，即德国犹太人是“劣等民族”，自愿参加各种高度可疑的实验，特别是波兰的实验。战争快结束时，他被俄国人俘获，1948年才获释。后来他为自己在战前和战时的行为道了歉，同行们接受了他的道歉，其中最重要的要数1973年与之分享诺贝尔奖的另一位，即荷兰人尼古拉斯·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战争期间，廷伯根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由于参加了荷兰地下活动面临被枪决的危险。如果说廷伯根都接受了洛伦茨的道歉，那么他的道歉肯定是真诚的。[2683]诺贝尔奖的授予表明一门相对新的学科得到了认可——动物行为学，而这门学科正是由获奖的三位科学家共同创立，采用相当可靠的实验数据研究动物的行为。动物行为学家感兴趣的是：动物行为是如何反映本能的；如果人类与其他生命有所不同的话，那么人类与其他生命的区别是什么。

廷伯根在战后（在他从莱顿迁到牛津以后）撰写的经典著作阐述了洛伦茨有关“固定行动模式”和“先天释放机制”的观点。通过雄性三棘鱼的实验，廷伯根揭示了三棘鱼有时候头朝下向雌鱼展示红色腹部的重要意义：刺激交配响应。同样，他还证明了银鸥喙部存在红斑的意义：引诱雏鸟。[2684]后来有证据表明先天释放机制要复杂得多，但是廷伯根细致的实验引发了科学家和公众的想象力。约翰· 鲍比从事的恋母研究就是从这种动物行为中获得了灵感；这种动物行为还促使人们开始对其他动物进行大量的实地研究，这些实地研究的对象动物与人的亲缘关系要比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研究的昆虫、鸟类和鱼类近得多。此类实地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哺乳动物和灵长类动物。

自从玛丽· 李奇于1959年发现“东非人”以来，李奇夫妇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还获得了一些其他重要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要属同时存在的三种原始人：南方古猿、直立人（路易斯此时承认东非人实际上是特别大型的北京人）和20世纪60年代早期新发现的能人，“能干的人”，因为研究者发现他们会使用稍微先进一点的石制工具。在其名为《奥杜威峡谷》的科学著作中，玛丽· 李奇分析了37000件奥杜威文物，包括20具原始人残骸、20000具动物残骸，以及大量石制工具。[2685]所有这些都表明，奥杜威的早期原始文化正从直立人让位于使用的工具虽然原始却更精细的能人和很多已经灭绝了的动物（如早期河马）。

美国作者和剧作家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很关注奥杜威和非洲。在系列作品《非洲人的起源》（1961）、《领地法则》（1967）和《社会契约》（1970）中，阿德里谈到一个观点，即所有的动物——从狮子、狒狒到蜥蜴和寒鸦——都有领地，大小不一，蜥蜴的领地只有几英尺，而狼群的领地有一百英里，它们会拼命捍卫自己的领地。他还注意到动物社会中存在等级，存在极为丰富的性组合，即使灵长类动物也是如此，他认为这有力地驳倒了弗洛伊德的观点（阿德里写道：“弗洛伊德生得太早了。”）。在普及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观点时，阿德里还强调，他认为智人在情感上是一种很难自我驯化的野兽。他认为人最初是森林中的猿，由于被别的大个头猿类击败而被迫来到灌木丛林，从食草的粗壮型南方古猿进化为食肉的南方古猿非洲种，然后（甚至更早之前）进化成智人，逐渐使用工具——阿德里喜欢用“武器”这个词。阿德里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存活和繁荣是因为他内心从未忘记自己是野兽。[2686]阿德里书中至关重要的实地研究确立了一个观点，即人类不是起源于亚洲，而是起源于非洲，而且总体来说，人类起源是在东非大裂谷的某处一次性发生的，而不是在不同地点发生若干次；这一观点与战前流行的观点完全相反。这种转向多了一份紧迫感，因为行为学研究已经证明可以在野外研究动物，而且很多动物数量在减少。因此，行学为大大推动了生态保护运动。

在使广大公众认识到动物行为学的价值方面，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在非洲工作的三位非凡女性，她们无比的想象力和敢于深入丛林的勇气使她们大获成功。她们是：在肯尼亚研究狮子的乔伊·亚当森（Joy Adamson）、在坦桑尼亚冈贝河研究黑猩猩的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和花费数年时间在乌干达研究大猩猩的戴安·弗西（Dian Fossey）。

乔伊· 亚当森和乔治·亚当森（George Adamson）夫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是非洲探险的老手了，也是李奇夫妇的朋友（自1929年起，乔治· 亚当森曾经是肯尼亚的蝗虫防治官员和金矿勘探者）。乔伊出生于澳大利亚，“是位有过多次婚姻，自负，任性，有时情绪不稳定的女性，不过精力充沛，极具独创性”。[2687] 1956年，在他们的驻地附近，一只狮子攻击并捕食了一名当地男孩。乔治· 亚当森与其他人一起搜捕那只食人狮，按照惯例，那只狮子必死无疑，否则尝到“甜头”的狮子会再次来犯。他们找到了那只雌狮子，并及时射杀了它。但是，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三只幼狮，眼睛还没能完全睁开，于是亚当森夫妇决定喂养这三只小狮子。其中两只狮子最终去了动物园，亚当森夫妇留下了一只“长相一般”的狮子，并以一名同样平凡的亲戚的名字为它取名艾尔莎（Elsa）。[2688]于是亚当森夫妇开始观察狮子的行为。从实验室意义上说，这种观察算不上系统，但是，人和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却是新鲜的，它使进一步了解哺乳动物的行为成为可能，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例如，“艾尔莎曾经展现了它出色的理解力和克制力。在乌拉尔河中她撞翻一头野牛，并成功地将其淹死，就在她怒气未消之时，一个名叫努鲁的穆斯林冲过去抢在野牛死去之前割开了它的喉咙，以便他和其他非洲人能吃点肉。在短暂的瞬间，艾尔莎向他扑过去，但是她突然意识到他不是来偷取猎物，而是来分享猎物的。”[2689] 1958年，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艾尔莎的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制服（她曾将乔伊的头咬在嘴里），这头母狮子被放回野生环境。对艾尔莎来说，这是种危险的尝试，却十分成功，不过此后她曾经带着她的新家人再次出现过，多数情况下表现温驯、友好。正是在这段时间，乔伊· 亚当森构思了一系列令她声名远播的著作：《生来自由》（1959）、《活得自由》（1960）和《永远自由》（1961）。[2690]除了文本本身的影响力，书中还有大量亲切友善的狮子图片，这套书以十多种语言出版，销量达到500万册，另外还有一部电影大片和若干纪录片。起初乔伊收养幼狮是因为它们是“孤儿”，我们知道，母爱缺失是战后20世纪50年代的重要问题。在20世纪60、70和80年代，亚当森夫妇继续与狮子近距离生活，以随意而又独特地方式研究它们的真实本性。由于这些狮子对人友善，有人批评他们“毁”了狮子，使狮子变得不像狮子了；但是亚当森夫妇有能力证明，狮子无疑是凶猛野性的，它们的暴烈并非绝对，并非百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