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从反主流文化到科索沃：由本然观之，由各处观之

33 新感性


1973年10月6日星期六，这一天是犹太历中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分别从南北两线突然袭击以色列。仅仅48小时之内，以色列国的存亡变得岌岌可危。它在西奈的“巴列夫”防线被突破，很多军用飞机还未起飞就被阿拉伯人的导弹击毁。美国反应迅速，在两天内送去20多亿美元的武器，使以色列最终得以挽回损失，并加以反击、夺回失地。10月24日宣布停战时，以色列军队已经接近大马士革，足以炮轰它，并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建起了一座桥头堡。

但是这场赎罪日战争可不仅仅是一场战争。它是一种催化剂，直接引发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 基辛格所说的“本世纪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战争期间，在10月16日，阿拉伯及几个非阿拉伯产油国家停止石油生产，将油价抬高70%。圣诞节前两天，涨价再次来袭，涨幅达128%。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原油的价格几乎翻了两番。[2610]所有国家都受到了“石油危机”的影响，无一例外。非洲和亚洲很多比较贫穷的国家遭到毁灭性打击。在西方，荷兰等很多国家一度实行汽油配给制度，到处可见加油站前排着长龙。石油危机引发了凯恩斯没有预料到的一种现象：滞胀。在赎罪日战争之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是5.2%，轻松高过4.1%的平均物价增长率；但经过石油冲击之后，增长率下降到零甚至是负数，但是通货膨胀却上升至10%至12%。[2611]

用历史学家保罗· 约翰逊的话说，石油危机是“1945年以来破坏性最强的经济事件”。但是石油生产国决定提升油价和限制产量并不仅仅因为战争或以下事实：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致使他们最终战败并丧失了领土。无论如何，虽然不太明显，但是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讽刺的是，在叛乱之年，即1968年，美国黑人和学生暴力达到高潮，同时美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达到顶峰。那一年，美国经济产量超过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达到了34%。但是，与许多功成名就的故事一样，它掩盖了一些早期问题。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担心美国会在危机时刻截留他们赚取的美元，因此，他们把美元存在巴黎。多年来，其他国家仿效中国人，逐渐形成了“欧洲美元”的市场。反过来，又培育了一个不受华盛顿或任何人控制的欧洲信贷和欧洲债券市场，导致货币比以往更不稳定。同时虎视眈眈的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地球资源有限的生态学观点，意味着商品价格将稳定上升；二是上述观点的具体事例，从1970年开始，美国自身的石油产量达到顶峰，接着开始走下坡路。1960年，美国进口石油占10%，到197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6%。[2612]发达国家的性质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明显，只是战争使这种变化显露无遗。

首先对这一变化进行反思的是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67年，他发表了《新工业国》一书，描述了一种新的商业经济秩序，他断言，这种秩序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传统性质。首先，他说，与世纪初相比，20世纪60年代大型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2613]福特、洛克菲勒、梅隆、卡耐基和古根海姆等人都是企业家，冒着巨大的风险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此时，这些公司已经成熟，公司的性质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公司不再由身兼领导和股东的那个人经营，而是由经理人经营——加尔布雷思称他们为技术阶层，原因日益明显，他们只拥有少量股份。加尔布雷思说，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如今，公司理论上属于股东所有，但是股东只在名义上掌管公司，这对民主产生了重要的心理影响。第二，大规模生产昂贵而复杂的产品的成熟公司实际上对冒险或竞争没有多大兴趣。相反，他们希望政治和经济稳定，那样才能（在一定限度内）预测需求和需求增长。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一现象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成熟公司实际上更偏爱计划经济。传统的保守主义认为，计划带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某种糟糕的东西的意味，但是，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在寡头垄断的现代环境中经营的成熟公司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垄断，它没计划不行。[2614]

加尔布雷思说，新的工业国家的其他一切都发源于这两个事实。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需求受到调控，一部分来自政府的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国家和公司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一部分来自广告等手段（加尔布雷思相信，广告对现代社会的诚信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可怕”效应，以至于我们麻木到不觉得自己有多虚伪）。加尔布雷思说，现代工业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越来越多的重要决策依靠不止一人拥有的信息。技术与此有很大关系。一个后果是新型专业化：涌现了一批人，从传统眼光看来，他们并没有专业技能，但现在他们却掌握新技能，懂得信息评估。因此，信息本身变得重要起来，掌握信息的人即经理人和技术人员构成了“内幕阶层”（insider class），股东则是“外行阶层”（outsider class）。[2615]加尔布雷思明确指出，这种区分比实际表现更重要（尽管20世纪80年代一度发生了损害大西洋两岸商业生活的“内幕交易”丑闻）。他说，所有这些产生了一个影响，即工作体验发生了变化。管理工作一改过去的艰苦、个性强、竞争激烈、风险高的面貌，变得十分牢靠；最新的研究显示，当加尔布雷思写作此书时，美国有四分之三的行政主管已经为所在的公司服务了二十多年。加尔布雷思认为，富裕是一个因素，因为一个人距离贫困线越远，就越富有，他的欲望就越有可能被操纵，广告所起的作用就越大，而公司的成熟和财富积累也正逢广播和电视的兴起。[2616]

但是，尽管这一新变化很重要，但是加尔布雷思的目标并不是对其进行简单的描述。他带点找碴的意味，留意观察着成熟公司的技术成员和管理阶层的表现。技术人员远未触及新型经济生活的真相，至于“顾客就是上帝”，技术人员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真正说了算的其实还是公司。公司完全控制商品的价格和商品的需求，这句空话也就不可能落实。[2617]加尔布雷思的第二个观点是，失业的性质在发生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失业变得毫无意义；“失业数量越来越反映为当前工业体制所不容的人。”[2618]这在丧失权力的工会和获得权力的教育和科技“阶层”产生了多米诺效应。加尔布雷思对工会、教育机构和科学家的相对权力关系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后两个阶层将像工会那样获得政治权力，却是错误的。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他还认为，为私人公司效力的科学家将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股力量，这一点同样没有发生。

加尔布雷思抨击了国防工业，接着又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研究冷战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过传统保守派对此加以否认），随后加尔布雷思突然改弦易辙，思考起他称之为“美学经验”（aesthetic experience）的东西。他说，艺术家的世界与技术人员完全不同：“艺术家是不会组团出现的。”雅典、威尼斯、阿格拉和撒马尔罕完全不同于名古屋、杜塞尔多夫、达格南或底特律，这种不同将永远存在。他认为抨击和批评技术层面的人员是艺术家的任务；他说，争斗是不可避免的：“美学进步超出了工业体制的范围，两者很大程度上是矛盾的。要不是它属于原本就不存在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