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从反主流文化到科索沃：由本然观之，由各处观之

了意识的主导模式，你就改变了世界），但是他相信，在面临困境时，迷幻药能缓解和释放情绪，而且与大剂量的镇静剂和抗抑郁剂相比，迷幻药的破坏性毫不逊色。当时镇静剂和抗抑郁剂是中产阶级的处方药，这些中产阶级正是“毒品一代”的家长。[2644]

在有关宗教的章节中，罗萨克介绍了艾伦· 沃茨。沃茨从西北大学国教顾问岗位离职后，来到伯克利的亚洲研究学院任教。1970年，他时年55岁，在佛教研究领域展现了自己的惊人天赋，撰写了七本有关禅宗和密宗的著作。禅宗是最先在西方流行起来的东方神秘宗教，罗萨克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对“青春”的留恋。[2645]他认为禅宗追求“智慧的沉默，与基督教的说教形成鲜明对比”，这对成长于电视机普及的物质环境和“媒体即是信息”的哲学环境的年轻一代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沃茨本人激烈批评禅宗的应用，比如，有些大众明星将禅宗当作新的流行元素；但是对禅的痴迷激发了他对其他东方宗教的兴趣——苏非教派、佛教、印度教，接着是原始的萨满教、通神学、犹太神秘哲学喀巴拉、《易经》，可能还有《爱经》。

罗伯特·波西格（Robert Pirsig）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1974）是一本与书名全然不相干的公路图书，对禅宗大谈特谈。[2646]波西格在一次度假时带着年幼的孩子和几个朋友骑行于明尼阿波利斯和达科他的乡村公路。文章时而描述旅途中田园诗般的生活片段——峡谷陡峭的崖壁，骑行客们在松针铺就的软床上和衣入眠，雨水的味道，时而就哲学展开丰富的讨论。波西格的主要目标是他称之为理性教派的东西。他特别踯躅于东方神秘主义、禅宗佛教和古希腊哲学家之间。对他而言，摩托车维修手册展示了典型的理性流毒：缜密精确、无趣，但在骑行之前要对机车了如指掌。与之相反的是真正的技师对机器的“感觉”。波西格最具创意的观点是获得经验的新方法：修辞、品质和“痴迷”。他说，理性未必是辩证的。修辞学本身就持这个观点：知识绝非中立，知识总是有价值的，因此会有出路。品质是个较难描述的东西，但是按照波西格的观点，他说我们可以在艺术或文学或机器中认出品质，当然这种认识是不假思索的。“痴迷”是指沉浸在思绪中无法自拔。波西格的著作从形式上看本身就是修辞性的，目的是表现他对自然品质的欣赏，以及他沉迷于思考的方式。

罗萨克总结道：“反主流文化带给我们的是对世俗怀疑论的长期传统的决然背叛，这一传统业已推动了西方300年来的科技发展。几乎在一夜之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点上没有出现大的争论）年轻一代纷纷选择跳出传统，仿佛要为技术社会出现的重大不正常现象提供应急性的平衡。”[2647]

虽然罗萨克所描述的景象早已经消失，但是反主流文化并未彻底陷入死胡同。它为绿色运动和女权运动倾注活力，在反文化运动中兴盛起来的很多心理疗法与宗教不无关系：埃哈德小组训练法、领悟疗法、原始疗法、重生疗法、阿里卡疗法、生物能学和西瓦心灵术已经不只是疗法本身了，它们提供了类似于礼拜的团体经验和仪式。所有这些都涉及某种形式的身体控制：通过迅速、混乱的呼吸制造紧张，通过叫喊或尖叫释放压力，这类活动往往以集体性交告终。同样，这些疗法宗教背后有一系列复杂的理念，但普通成员很少有必要了解这些：总会有个知识阶层随时伸出援手。要紧的是有关紧张和放松的体验。[2648]

在仍旧追随主流信仰体系的人看来，新的治疗式宗教微不足道；它们的成员从未超越几十万人。但它们的意义在于如下事实：人们之所以求助于疗法宗教，是因为生活已经“支离破碎，他们越来越难以凭借公众角色，获得身份认同的满足感和充实感”。[2649]因此，宗教历史学家史蒂夫· 布鲁斯将这些新运动称为“自我宗教”，因为它们提升自我，即便无法到达中心位置，至少能够到达远甚于传统主流信仰的程度：每个人都有位居中心的机会。

有一人痴迷于这一观点，并为此撰写了很多睿智的文章以示支持，他就是美国新闻记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沃尔夫在20世纪60年代开创了后来被称为新新闻主义的报道形式。沃尔夫试图超越大多数报道“灰暗烦闷的腔调”，他运用了小说创作的很多手法和策略，刻画新闻报道对象的内心；他的新闻谈不上是中立的报道，观点丰富（受害者则认为歪曲了事实）。本质上说，沃尔夫是一名喜剧式作者，甚至是一名狂躁作者，他的主要目标是记载美国文化的碎片和多元，这种文化往往有其特有的艺术形式、生活方式和地位礼仪。[2650]《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1968）讲述了一群服用“迷幻药”的人乘坐涂上绚丽色彩的巴士横跨美国的旅程，对话和句读都具地方特色。《激进时尚》（1970）写的是纽约的几个文雅的老江湖，特别是指挥家伦纳德· 伯恩斯坦，款待黑豹党人（“我以前从没见过黑豹党人——这对我来说是头一回！”）的经历，以及为了自己的事业举办拍卖活动的往事，竞拍人包括奥托· 普雷明格、哈里· 贝拉方特和芭芭拉· 沃特斯。《暴力恐吓投诉处理部门》（1970）记录了领取救济金的黑人用各种手段疯狂地欺骗形形色色的官员，而这些官员的职责却是防止福利制度被滥用。[2651]但是，正是通过《我时代》（1976），沃尔夫在丹尼尔· 贝尔、西奥多· 罗萨克和史蒂夫· 布鲁斯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行。[2652]沃尔夫确实参加过此类自我宗教的集会，不过他并未受骗——至少他自己是这么看的。他称其为柠檬聚会，“柠檬聚会中心”就是爱斯兰研究所，位于加州大苏尔的一处悬崖，可以俯瞰太平洋；但是沃尔夫明确表示，他在这个圣殿中纳入了阿里卡疗法、西纳农集体心理疗法和原始尖叫疗法。虽然很多人怀疑，连续数日与完全陌生的人近距离相处能有什么吸引力，但是沃尔夫知道：“这种吸引力很简单，用一句话概括：‘我们谈谈自己吧。’”沃尔夫认为，沉迷于自我是反主流文化的自然发展（但并不健康）的结果，接下来的个人解放运动则伴随着性革命、毒品尝试和新心理学。沃尔夫说，那是异化（马克思）、失范（迪尔凯姆/涂尔干）、大众人（奥尔特加· 伊· 加塞特）和孤独人群（里斯曼）导致的结果。但是他又以惯常的语气说道：“对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建筑师来说，这种现代［异化的］受害者从来都是极富魅力的人物。用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流行语说，很明显，可怜的魔鬼需要我们成为灵魂工程师……但是一旦这些乏味的小瘪三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弄到钱了，他们就做了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他们卷钱跑路了！他们做了只有贵族（以及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才会做的事情——他们发现了‘我’，并且开始涨溺爱‘我’！”[2653]

沃尔夫指明了“我时代”，但是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的精神分析学家和教授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则更进一步，以“我时代”（the Me decades）和旋即为人所知的“自我的一代”（the Me generation）为主题大做文章。在《自恋的文化》（1979）中，拉什的论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同时也多多少少暗示了其他西方国家）的整体发展导致了自恋人格的形成，并进而主宰了整个文化。他的书中既有社会批评，也有精神分析，他的出发点与丹尼尔· 贝尔无甚区别。[2654]拉什这部作品的副标题是“期望值递减年代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