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从反主流文化到科索沃：由本然观之，由各处观之

我的道德权威。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自我——通过享乐主义、占有欲、信仰、道德利己主义或是感觉主义。”[2633]当然，技术也与这种变化有关，特别是汽车。“封闭的汽车成为中产阶级的私密壁橱，年轻人大胆地在此释放性压抑，打破旧禁忌。”[2634]广告也发挥了作用，“宣扬挥霍浪费而不提节俭，炫耀奢华而不提禁欲苦行”。金融服务推波助澜，过去引以为耻的负债如今却成了一种生活方式。[2635]

也许贝尔最深刻的观点是，现代文化强调体验，尤其是将观众置于中心的体验。观众与艺术家或艺术作品的对话已经没有意义了。由于艺术的感染力是向情感发出的，一旦体验不存在，这种感染力也就消失了。观众头脑中的对话也就不再继续了。贝尔认为，这意味着现代社会实际上没有文化。

西奥多·罗萨克（Theodore Roszak）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和许多其他人认为，加尔布雷思和贝尔描述的变化引起了文化性质的转变，以至需要一个新的术语：反文化（counter-culture，即反主流文化）。

看待反文化的一种方式是将其视作新左派的“软着陆”，我们知道，新左派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早期形成于西方国家，缘于苏联和恐怖的斯大林主义的幻灭，特别是苏联于1956年悍然入侵匈牙利。但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马克思早期作品即《经济和哲学手稿》的发现，这部作品著于1844年，但直到1932年才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50年代，当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这些新发现的手稿才广为人知。在美国，还有一个因素；新左派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休伦港宣言》，这份宣言于1962年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组织发表，其中提到：“我们认为人是无限宝贵的，人们追求理性、自由和爱的能力还没有完全施展。……我们反对把人还原到物的地位的去人格化。……孤独、疏离、隔绝这些词描述了当今人与人之间的遥远距离。要改变这些主要趋势，光靠完善人事管理或是改良设备是办不到的，只有当人类的爱战胜人类对物的盲目崇拜，才能扭转这些趋势。”[2636]异化概念支撑的是反主流文化，后者像另一个先驱“垮掉的一代”一样，拒绝大众社会的主要观念。其他影响来自C.赖特· 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和大卫· 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很快，一系列传播此类观点的“另类”媒体纷纷涌现：报刊（如旧金山的《保护众生杂志》）、电影、戏剧、音乐和《全球邮购目录》，后者教我们如何置身于这片土地之外，如何避免与“主流社会”接触。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罗萨克在发表于1970年的著作《反主流文化的形成》中记录下这些观点。[2637]

罗萨克明确道，反主流文化是年轻一代的反叛，不外乎反对科技的还原论。罗萨克说，年轻人厌恶“技术专家型”社会的走向，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其抗议表现为选择另类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鲜活体现。在罗萨克看来，反主流文化有五个要素：各种另类心理、东方（神秘）哲学、毒品、革命性的社会学，以及摇滚乐。这些要素以这样或那样的集体形式，为取代技术专家型社会的另类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行的基础，有助于对抗“正常”生活的异化。反主流文化有很多方面，包括自由大学、自由诊所、“食物共济”（帮助穷人）、地下出版物、“部族”家庭。罗萨克说，“一切都受到质疑：家庭、工作、教育、成功、育儿、男女关系、性、城市化、科学、技术和进步，等等。财富的意义、爱的意义、生活的意义，一切都需要审视。‘文化’是什么？谁来决定什么是‘优秀’、‘知识’或‘理性’？”[2638]

罗萨克开篇即批评还原论科学及令很多人深感不满（他忠实记载了英国大学中避开科学课程的学生人数）的“单向度”社会，接着提出了反主流文化的主要议题，“颠覆科学世界观，以及其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的大脑意识模式。……这里，必然会出现一种新文化，其中人格的非智力能力——由梦幻般的辉煌和人类沟通的经验所成就的能力——成了真、善、美的主宰”。[2639]罗萨克说，本质上，阶级意识作为一种“衍生原则”向“意识的”意识让步。[2640]他称：“人们能够察觉到年轻人的一系列思想和经历，将米尔斯的左派社会学、赫伯特· 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的格式塔疗法无政府主义、诺曼·布朗（Norman Brown）的天启肉身神秘主义、艾伦·沃茨（Alan Watts）的禅式精神疗法，以及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的自恋结合在一起，世界及其苦痛最终可能在个人的迷幻空虚中变成一颗尘埃。循着这个逻辑，我们发现社会学让位于心理学，政治集体让位于个人，在深层非知识力量面前，自觉表达行为消失。”[2641]他说，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在思想上排斥“伟大社会”。

罗萨克首先提到的是马尔库塞和布朗，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认为，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异化是一种心理学状态，不是社会学状态。解放是指人的解放，而不是政治的解放，因此，要在变革的社会中找到出路，首先要出现一系列与众不同的个人——比如说，他们在性的意义上是解放的，或者他们摆脱了要求按规定方式行事（例如职场）的“行为原则”。马克思认为，当人类受制于贫穷时，就面临“贫苦”，马尔库塞则认为，物质极其富有时，人们会面临心理贫苦，此时人们被贪欲和“微妙的技术压抑”所支配。罗萨克在书中还为社会学家保罗· 古德曼留出一席之地，古德曼的主要特点是“他能无休止地设想新的社会可能性”。[2642]古德曼在反主流文化运动中的角色是设想一些务实的“替代”方案和机构，以取代主导的技术专家型社会的相应方案和机构，其中包括自由大学和“以和平为目标的大罢工”。不过，最重要的是古德曼提出的格式塔疗法，其基本观点是，人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接受治疗，不能头痛光医头，脚痛光医脚。这就是说，要认可有些社会力量是不可调和的，例如，在解决某些问题时，暴力可能是必要的，不需要掩饰愤怒和内疚的情感。在格式塔疗法中，你不是在倾吐情感，而是通过行动宣泄情感。

另一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也是反主流文化的一员。马斯洛受到迈克尔· 波拉尼的《个人知识》（1959）和托马斯·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的启发，在《科学心理学》（1966）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不存在客观这种东西，即便在物理学科也不存在。[2643]所谓秩序的“发现”其实是将秩序强加给无序的世界，好比科学家在整齐中发现了美，并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在那儿”发现了什么真正的秩序。秩序的强加贬低了主观经验的价值，而后者却无比真实。马斯洛和罗萨克都认为，在认识世界方面，还有其他方式，它们产生的主观影响相当——这是客观事实。谈到迷幻药，罗萨克很谨慎，他特别将大麻和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列入一个合法传统，在他看来，这个传统的构建人是威廉· 詹姆斯、哈维洛克· 艾利斯和阿道斯· 赫胥黎（借《知觉之门》）等人，当时他们都在研究致幻物质（例如笑气），寻找“非智力能量”。不过他主要关注大麻和哈佛教授蒂莫西· 利里所做的LSD实验。罗萨克并不完全相信利里（此人最后被哈佛解聘）和他宣称的“迷幻药革命”（即如果你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