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从反主流文化到科索沃：由本然观之，由各处观之

连串工业体制，几乎没有必要强调这种矛盾。”[2619]加尔布雷思感到，美学目标最终会战胜工业目标。

但是《新工业国》的主要论点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已经跳脱了既定的认知，然而传统的资本家在这种变化面前满嘴谎言，假装这些变化没有发生过。加尔布雷思说，就在这本书付印时，波音“卖给政府的产品比例为65%；通用动力公司的比例类似；雷声公司……比例是70%；洛克希德……比例是81%；共和航空……则是100%”。[2620]“没人讨论工业体制的未来，部分原因是它行使着不可思议的权力。不言而喻的是，它成功地推翻了认为工业体制是短命的、天生带有瑕疵的观点。……其中，商业词汇中最无趣的词条要数计划、政府控制、国家支持和社会主义。我们正要思考未来它们有无可能发生，结果我们却震惊地发现，它们已然是事实了。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可悲的事物业已到来，往小了说，为工业体制本身所默许；往大了说，是应工业体制本身的需求而来。”最终：“不存在支持市场的可能性，鉴于工业体制的发展，即使有任何可能，那也不会有利于市场。在需要计划的地方依赖市场，其结果只会是一团糟。”[2621]加尔布雷思提出了激烈的抨击，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状况，他的观点令人不安。他预见到科学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将具备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失业的性质会发生变化，以及未来会需要某些技能。

加尔布雷思忽略的方面成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中心议题。在对贝尔的研究中，马尔科姆· 沃特斯谈道，贝尔和加尔布雷思在1973年社会学家查尔斯· 卡杜欣编写的一份名单上占据了突出地位，查尔斯· 卡杜欣曾经就哪些人算是美国的思想精英做过调查。这份名单的前十位包括：诺姆· 乔姆斯基、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诺曼· 梅勒和苏珊· 桑塔格，汉娜· 阿伦特和大卫· 里斯曼稍微靠后，W. H.奥登和马歇尔· 麦克卢汉排名更低些。前十名中只有一位社会学家：丹尼尔· 贝尔。

在第25章谈及富足社会的新心理时，我们曾经提到过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75年及1976年，他又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关于第一个观点，他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书名做出了最好的概括。贝尔认为，生活分为三个“领域”（realms，自然、技术和社会），它们确立了经验的基础。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领域。前工业社会可以视为“与自然的竞争”，人们主要通过狩猎、掠夺、耕作、捕鱼、采矿和林业活动努力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2622]工业社会是以人机关系为中心的“与生产环境的竞争”，主要经济活动是“生产和加工有形商品”，主要职业则是半熟练的工厂工人和工程师。[2623]后工业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基于信息的‘知识技术’与机器技术同时兴起”。[2624]后工业社会的工业主要包括三个领域——交通和公用事业，金融和资本交易，卫生、教育、研究、公共管理和休闲。贝尔说，在这些领域，科学家居于“核心地位”：“鉴于信息的产生是主要问题，科学是最重要的信息源，那么科研机构、大学和研究所的组建就是后工业社会的中心问题。如此一来，一个国家的科学实力彰显了其国力。”[2625]结果，工作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它的焦点不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服务业的扩张为女性的经济独立提供了基础，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后工业社会是精英领导的社会；短缺现象发生了变化“——商品短缺的现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信息和时间的短缺。”最后，贝尔还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位置”（situs）的东西，即“一种纵向社会秩序，与横向社会秩序如阶级相对”。贝尔提出了四种功能“位置”（科学、技术、行政、文化）和五种机构位置（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所、社会福利部门、军队），这种划分与电子邮件组织架构怪诞地平行（见第42章）。不过，除了位置以外，贝尔还指出了一个“知识阶层”（主要是科学家）。例如，他指出，虽然美国人的第一学历中只有四分之一是科学专业，却有超过半数的博士学位为自然科学和数学专业。[2626]知识阶层对后工业社会的成功至关重要，不过贝尔不能肯定，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知识阶层算不算是一个阶层，因为它可能永远不具备能够撼动资本主义的充分独立性。[2626-0]

贝尔说，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于，知识产权不再为个人拥有，而是集体所有。这就意味着政治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是相反，因为致力于扩大科技产出的计划需要的是全国性的组织，地区性组织或本地组织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政治成了后工业社会的‘指挥部’，在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起到了协调作用。”[2627]

一年后，即1976年，贝尔发表了第三个“重要观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这部作品也有三个主题，围绕当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三大不可调和的矛盾展开。这些主题分别是：（1）禁欲苦行主义的资本主义（为马克斯· 韦伯所定义）与后来的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2）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现代主义通过先锋派不断地批评资本主义社会（否认过去，致力于无休止的变化，相信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3）法律和道德相分离，“特别是在市场成为所有的经济关系甚至是社会关系（如公司对员工的义务）的主宰之后，以及所有权和财产权的合法权利优先于其他主张（即便是道德性的主张）之后”。[2628]

换言之，贝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之追求效率与现代文化之追求自我实现之间存在矛盾。贝尔还认为，文化之所以头等重要，首先是因为艺术（披着现代主义的外衣）不断地寻求“创新的形式和感觉”；其次是因为，文化现在不再是权威道德的来源，而是“新的愉悦感的生产者”。[2629]贝尔认为，现代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走向终结，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枯竭。“社会和艺术在市场中相遇，其结果是审美情调和高雅文化的概念不复存在。”但是，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出现的大众媒体开始孜孜不倦地追求新事物，又同样孜孜不倦地向人们灌输新形象，撼动传统观点，“宣扬古怪离奇的行为”。[2630]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年龄、性别、阶级和宗教的社会学类别对于人类行为的传统研究变得不那么可靠了——“生活方式、价值趣味和审美偏好变得更加独特、有个性。”[2631]贝尔说，其结果是混乱和不统一。过去，多数文化和社会是统一的——古典文化追求德行，基督教围绕神定的等级制度获得统一，早期工业文化围绕“工作、秩序和理性”获得统一。但是，当代社会存在着大量的错位。事物在技术经济层面还受到“效率、理性、秩序和纪律的控制……而支配文化的却是即时的感官和情绪满足及自我的放纵”。贝尔认为，这些矛盾暗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与之相关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筋疲力尽的现代主义、乏味的共产主义生活、烦闷的不羁自我和无意义的划一的政治颂歌，所有这些都暗示一个漫长的时代正在逐渐走向终点。”人们要为现代主义付出巨大的代价：“现代性即个人主义，个人努力重塑自我，如有必要，还要重塑社会，以便加以设计和选择。……它意味着拒绝‘天’定或神定的秩序，拒绝外部权威和集体权威，将自我作为行动的唯一参考点。”[2632]“现代性中无疑存在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