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长时段

的那样，无神论者在当时只是个泛泛的污蔑性字眼。费弗尔也研究了当时的时间观念，例如，他认为像拉伯雷那样的人不可能清楚自己确切的出生年份，他体验时间的方式不是精准的时钟，而是“念万福玛丽亚祈祷文的时长”或“丘鹬的飞行时长”。[2492]令读者感到欣喜的正是布洛赫和费弗尔走进历史边缘人“内心”的超凡能力。与很多历史学家所记载的一系列干巴巴的事件相比，他们的作品让人觉得更像是真正的历史。在这方面，布罗代尔甚至更胜一筹，他的第一本书，1949年发表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就深入运用了年鉴学派的方法，产生了更为巨大的反响。[2493]

这部作品是在极不寻常的环境中构思和撰写的。20世纪20年代初，布罗代尔本打算将其写成一部外交史。后来在1935至1937年间，布罗代尔受聘到圣保罗大学任教，在返程途中，他遇到了费弗尔，这位大历史学家“视他为自家的孩子”。[2494]后来一直到布罗代尔成为战俘被关押在吕贝克附近的集中营时，他才又写起这本书。他没有留下手稿，却凭着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一字一句地将《地中海》誊写在练习簿上，并寄给了费弗尔。

《地中海》全书共1200页，分为三个部分，各不相同。在第一部分中，布罗代尔辟出300页的篇幅介绍了地中海的地理状况：高山与湖泊、岛屿与大海、海岸线以及商人和游客过去经过的路线，接着他又讨论了不同地理环境中的各种文明：山民、沿海居民和岛民。[2495]布罗代尔之所以这样撰史，其目的是突显他所谓的“长时段”的重要性，即任何地方的历史，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其地理位置及地理布局。第二部分名为“集体命运和总体趋势”，主要讨论国家、经济制度、总体文明——它们持续的时间不如自然地理因素持久，但又比个体的生命和生涯漫长。[2496]他着眼于过去几代人或几个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也都是个体很难感知的变化。例如，他研究了西班牙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发现这些帝国的扩张与地中海的大小和形状（东西向长，南北向窄）有关；他还发现了这些国家渐渐趋于相似的原因——因为交通过程漫长而困难，因为陆地和当时的技术只能承担类似的人口密度。[2497]最后一部分则谈到了历史舞台上的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虽然布罗代尔承认人的性格有差异，但他认为这些差异并不像传统的历史学家所说的那么重要。相反，他提出，弄清楚过去的人如何看待当时的世界，有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诸多行为。他提到的一个重要例子是，菲利普二世对事件反应之迟缓乃是众所周知。布罗代尔认为，其原因不仅源于他的个性。菲利普在位期间，西班牙财力空虚（仍然是由于地理因素），沟通效率低——从地中海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要花两个月时间。菲利普的谨小慎微很大程度上与西班牙的经济和地理情况一样与生俱来。[2498]

布洛赫和费弗尔的著作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了轰动，《地中海》的影响也超出了学术圈，走向法国以外的地区。布罗代尔本人也很有抱负，乐于见到这样的局面。[2499]人们发现书中的新信息像君王和元首的事迹一样令人着迷。费弗尔还邀请这位“自家的孩子”（布罗代尔此时已经50岁了）和他一起投入一项更宏大的事业，即撰写从1400至1800年大约历时400年的欧洲史，用新的方法探索欧洲是如何从中世纪世界迈向现代世界的。费弗尔说他负责撰写“思想和信仰”部分，布罗代尔负责写作物质生活部分。 1956年费弗尔去世的时候，这项计划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但是布罗代尔没有停下脚步，最终他花在这部著作上的时间与他完成那部早期作品所用的时间相差无几。《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英文版《日常生活的结构》发表于1967年，最后一卷则发表于1979年。[2500]

在这部作品里，布罗代尔的构思仍然是三层式的，生产在底层，然后是分配，顶层则是消费（这种观点类似于马克思，但又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例如，在生产领域，布罗代尔研究了小麦、玉米和水稻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他发现，水稻种植区“人口密集，［因此］在亚洲人丁兴旺的地区，形成了严格的社会纪律”。[2501]另一方面，玉米，是“一种不需要太多劳作的谷物”，所以美洲印第安人才能腾出很多空余时间修建大型金字塔，美洲印第安人的文明正是因此而举世闻名。[2502]他认为，欧洲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相对小的面积、较高的谷物种植效率和气候。[2503]由于人们有很多时间待在室内，促成了家具业的发展，从而又带来工具制造业的发展；恶劣的天气意味着适宜工作的日子很少，但在不工作的时候人们却不能不吃饭，因此，欧洲的劳动力成本相对昂贵。人们迫切需要节省人力的设备，加上工具的发展，促进了科技和工业革命。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和第三卷《世界的时间》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崛起。布罗代尔的中心观点是，地理情况对原材料、城市（集市）的诞生以及贸易路线起着支配作用。换句话说，文明发展的方式有一定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决定了欧洲，而不是亚洲、非洲或是美洲，成为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摇篮。[2504]

布罗代尔的影响力不仅在于他的著作，还在于他的思想带来的启发意义（他于1985年逝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年鉴学派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出色的成果，包括《郎格多克的农民》、《蒙塔尤》、《儿童的世纪》、《面对死亡的人》、《书籍的诞生》、《法兰西的特性》、《屠猫记》、《从路德到伏尔泰的天主教》、《炼狱的诞生》和《资产阶级的胜利》。埃马钮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被公认为布罗代尔最杰出的学生。[2505]他也对“长时段”感兴趣，在《郎格多克的农民》和《蒙塔尤》中，他试图重建中世纪欧洲的精神状态。蒙塔尤位于法国西南部的阿里热地区，在14世纪的清洁派异端活动期间，它曾经是许多离经叛道之人的“家园”。这些异端分子被当地主教抓获并受到审讯，这些审讯的记录被保存了下来。勒华拉杜里找到了这些记录，并根据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取得的最新成果对它们进行重新解读。[2506]在审讯册的名单上，有25人来自同一个村庄蒙塔尤，在许多读者看来，勒华拉杜里使这些人复活了。作品的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乡村生活的物质方面：房屋的结构、街道的布局、教堂的地点。[2507]这些描述需要智慧和想象，例如，勒华拉杜里写道，由于石头不平整，墙上总是有洞，所以人们可以听到邻居家的声音：蒙塔尤人不知隐私为何物。但真正令人振奋的是全书的第二部分“蒙塔尤考古：从举止到神话”，在这里我们见识了众多的人物，例如，个性温和但关心政治的牧羊人皮埃尔· 莫里，目中无人、令人讨厌的牧师皮埃尔· 克莱格，以及那个敏感倔强、渴望长大、勾引碧翠斯· 德普拉尼松雷斯的人。[2508]

年鉴学派取得了极大的影响力。它之所以吸引很多人，是因为它富有想象力地运用了新型证据，在人文学科中渗入科学，娴熟地消除了跨越诸多世纪的隔阂，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当时的人们有什么看法。重建精神状态，重建往昔时代的心理，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不凡的抱负，但是对很多人而言，它是对历史最迷人的应用，也最接近我们曾经设想过的时间旅行。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广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关注的不是国王和议会或将军和军队，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