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长时段

穿。于是乎，在美洲早期人类的研究领域内，地理学和人种学的证据也能够相互印证，也非常符合“一则大故事”的叙述。

与对美洲的研究相比，对非洲历史的发现毫不逊色。这期间，影响深远的作品有巴兹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于1959年首次出版的著作《古老非洲的再发现》，这本书颇受欢迎，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多次再版。[2482]它源于非洲研究领域的爆炸性成果，被戴维森加以系统性的整合。他的成就是，揭示“黑暗大陆（非洲）”根本不是那么黑暗；虽然曾经遭到西方一些著名史学家的否认，但是它确实有着灿烂的历史，从公元前2000年以来，非洲曾经出现过若干有着相当复杂程度的文明。

戴维森研究了非洲各地，从北部的埃及和利比亚向西至加纳、马里和贝宁，再到东部的赞吉（或辛吉）海岸，及中南部的罗得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他谈到，“黑人”大约在前5000至前3000年出现，为其判断提供支撑的是在王朝统治前埃及遗址中发现的约800块头盖骨的分析研究，以及早期迁移的证据——例如，从尼罗河到西非（“40天的路程”）的迁移。他还描述了埃及王朝没落时崛起的库什文化和距离现代喀土穆大约100英里远的梅罗伊（“非洲的伯明翰”）的巨大熔渣堆。除了宫殿和寺庙，只有一小部分得到了挖掘，熔渣堆能证明梅罗伊有强大的炼铁能力，这也是该地区得以积聚巨大财富的原因。[2483]戴维森描述了伟大的海滨文明贝宁、基卢瓦、布拉瓦、桑给巴尔和蒙巴萨，不过他最出色的章节谈论的是伟大的内陆文明桑海、杰贝尔乌利、恩加卢卡、大津巴布韦和马邦谷布韦，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远离外来文明的影响，不曾受到国际贸易和随之而来的思想的复杂影响，最能反映非洲的成就。恩加卢卡（Engaruka）位于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现在的坦桑尼亚）的边境，1935年，一位地方官员首先发现这个地方，后来路易斯· 李奇对其进行挖掘。李奇发掘出一座主城，包括将近7000间房屋，他认为，常居人口至少有30000到40000人。房屋结构良好，有露台和雕刻，他认为这些雕刻是“部落标志”。[2484]恩加卢卡距离海滨300英里，东非大裂谷的陡峭悬崖为它构筑了天然的屏障，因此它保存状况良好，李奇认为，它所处的年代应该是17世纪。另外还有些石结构，他认为是灌溉水道和单独殡葬的证据。后来的挖掘工作表明，这座城市周围还有8000英亩曾经盛产谷物的土地，人们把多余的谷物经由道路销往北方和南方——道路两边是上百所房屋构成的众多村庄。大约公元500年起，炼铁技术经由非洲这一地区向南传播。

大津巴布韦（Great Zimbabwe）是一大群石结构遗址，距离连接哈拉雷（戴维森的著作出版时还叫索尔兹伯里）和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的主要道路仅几英里远，以“卫城”和椭圆形“寺庙”为特色。所有建筑物使用的材料都是从当地岩石层上开采的花岗石、平石、砖石等。防御工事的形状和带有露台的城垛都与数百英里外的杰贝尔乌利的建筑物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这说明当时很可能存在远距离的商业贸易和思想交流。大津巴布韦和马邦谷布韦都靠近大矿区中心（金矿、铜矿、铁矿和锡矿），这些矿区北至赞比亚和比属刚果（现在的扎伊尔），南至比勒陀利亚和德兰士瓦省的约翰内斯堡。一些学者相信，大津巴布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主要兴盛时期为公元600至1600年间。[2485]

马邦谷布韦（Mapangubwe）不如大津巴布韦有名，却更具神秘色彩。它在200英里以南、林波波河对岸的一座平顶山上被发现。当地人将其视为“恐怖之地”，但最终还是有人亲赴此地（经过一条狭窄的“烟囱”——上面凿有相互对称的小孔，使“烟囱”内壁构成一部梯子），平顶山的顶部大约有数千吨从周围乡村运来的泥土，显然证明了农耕文明的存在。但是最吸引发现者们关注的是黄金制品和骨架。[2486]其中一具骨架（一共出土了23具）的手上戴着黄金做的镯子。对这些骨架的分析没有发现黑人特征，他们极有可能是“前黑人”。殡葬仪式是班图式的，但是骨架与霍顿督人有相似之处，也与海滨地区发现的人骨有些类似。他们埋葬人和牲畜，这是宗教存在的证据。

戴维森谨慎地强调，非洲还有很多东西等待发掘。但他已然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与钦努阿· 阿契贝、沃莱· 索因卡等人一起，为证明非洲有自己的声音和历史贡献了力量。而且，戴维森还为覆盖全球的人类历史补上了浓墨厚彩的一笔——他还在书中研究了石器工具和冶金技术的传播方式。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一样，超越个人的更为强大的力量将决定非洲的历史进程。[2487]

在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历史学学科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乃是，它不再关注显赫人物的个人行为，而是关注更大范围的历史力量——经济、社会、地理、气候等。在这种整体范式中，出现了两个最多产的思想学派，即法国的年鉴学派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20世纪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发表了三本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菲利普· 阿里耶斯的《儿童的世纪》（1960）、埃马钮埃尔· 勒华拉杜里的《郎格多克的农民》（1966）和费尔南· 布罗代尔的宏大著作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1967）。20世纪60年代，年鉴学派经历了第三次繁荣（第一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是在20世纪40年代）。

在这三位作家中，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资历最深。他较年长，也是年鉴学派的两位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亲密同事。费弗尔和布洛赫于20世纪20年代相聚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一本新的学术刊物《经济和社会史年鉴》。从刊物名称就可以看出，年鉴学派从一开始就试图关注事件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而不是“伟人”的事迹，但是使它独树一帜的是费弗尔和布洛赫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想象力，尤其是在他们两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回到巴黎之后。[2488]

布洛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抗敌英雄，他写下了两部至今令人铭记的作品：《国王神迹》和《封建社会》。《国王神迹》讲述的是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时期盛行于英国和法国的一种信仰，即国王只要触摸一下，就可以治愈淋巴结核病，这种被称为“王邪”的皮肤病。[2489]但是布洛赫的研究没有止步于这种奇特的信仰；他运用同时期的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观点研究当时的环境，即布洛赫所说的时代的精神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表的《封建社会》中，他尝试重建封建时代的历史心理学，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尝试。[2490]例如，他研究了中世纪的时间观念，认为最好将其表达为对时间的“冷漠”或对时间精确度量的不感兴趣。同样，费弗尔的《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研究了16世纪世界的精神状态。例如，通过分析信件和其他书面作品，作者指出，当批评者谴责拉伯雷是位无神论者时，他们要表达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意思并不一样。[2491]在16世纪早期，无神论者还没有确切的含义，原因很简单，当时不可能有人成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无神论者。相反，正如彼得· 伯克在年鉴学派历史研究中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