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长时段

“普通”人和平常生活。这种关注点的改变，在20世纪特别明显，反映了19世纪末西方国家在文化教育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贫困的读者自然希望看到和他们相仿的人们的故事。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后果——灾难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远比对将军或领袖的影响更为深重。最后，历史写作兴趣的转移形成了一个总体趋势：随着大众社会的发展，随着新媒体和游行娱乐文化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普通人”的世界都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

但是在某些地区，年鉴学派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我们可以在英国，在一批数量不多却颇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窥见端倪。与法国同仁相比，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独创性方面要弱些，但他们在寻求目标的过程中更为连贯，他们要“自下往上”（他们偏爱这个短语，不过很快就用滥了）重写从中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的英国历史。影响力较大的作品大多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克里斯托弗· 希尔的《清教与革命》（1958）、埃里克· 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叛乱》（1959）、《革命的年代》（1962）、莫里斯· 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1963）、E. 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4）（“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出类拔萃的作品”，[2509]“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撰写的最重要的社会史著作”）、霍布斯鲍姆的《劳动者》（1964）、希尔的《英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965）、罗德尼· 希尔顿的《中世纪社会》（1966）、希尔的《走向工业革命的改革运动》（1967）、希尔顿的《中世纪英国农奴制的衰落》（1969）、霍布斯鲍姆的《匪徒》（1969）、希尔的《属神的英国人：奥利弗· 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1970），以及希尔顿的《农奴终获自由》（1973）。有三个人在研究底层阶级历史方面尤为出色：罗德尼· 希尔顿、克里斯托弗· 希尔和E. P.汤普森。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道路，以及导致工人阶级诞生的斗争史。

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是伯明翰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前，他与其他人一样是英国共产党员。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工人阶级的先驱：农民。除了撰写这方面的著作以外，在20世纪60年代，他还协助创办了两份杂志，英国的《农民研究杂志》和美国的《农民研究》。[2510]希尔顿的目的是揭示中世纪英国的农民不是消极被动的阶级；他们不仅不接受自己的地位，而且从未停止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希尔顿提出，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降低或取消地租，农民的反抗持续不断。[2511]用哈维· 凯的话说，这绝非“黄金时代”；希尔顿曾经对英国的阶级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发现在这一阶段并非人人都安于现状、自得其乐。相反，始终存在一种农民的“阶级意识”，它促使英国封建君主政权最终走向衰落。[2512]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形式，希尔顿认为这种斗争催生了农业资本主义，从而使工业资本主义浮出水面。[2513]

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研究了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自1938年起，他在贝列尔学院担任研究员和教师，主要研究英国革命。他提出，正如中世纪农民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而斗争一样，传统上被视为法治、宗教和政治革命的英国革命实际上也是阶级斗争的高潮。在这场阶级斗争中，资本主义的商人和农民试图联合起来夺取封建贵族和君主手中的权力。换句话说，革命的动机主要是经济性质的。[2514]他说：“1640至1660年间的英国革命，正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是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维护旧的封建秩序的国家权力被暴力推翻，新兴的［资产］阶级掌握了权力，从而使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成为可能。……此外，英国内战也是一场阶级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国教会和守旧的地主等反动势力捍卫查理一世的专制统治。国会之所以打败国王，是因为它能获得城市和农村工商业阶级的热情支持，而能获得自耕农和开明绅士的支持，也就能获得借由自由讨论就能理解斗争真谛的更广泛的大众的支持。”[2515]他还说，这场革命与科技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有某些相似之处，因为科技能够适时地转化出新的商业机会。

与希尔顿和希尔一样，E.P.汤普森（E. P. Thompson）也在1956年退出了英国共产党，他同样深信，英国历史主要为阶级斗争所左右。在长篇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他的一大目标是将工人阶级从“世代相传的巨大屈辱”中“拯救”出来，使纺织工和手艺人等被忽视的群体受到重视。在这个过程中，他重新定义了工人阶级，称它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经验的事物。1790至1830年间，全世界范围内经验阶层的地位走向衰退和没落。他认为，这正是工业革命的本质，因为英国的工人阶级失去了土地，从而失去了共同的权力，各行各业中的雇佣情况都受到操控，很不稳定，导致贫困加剧。[2516]汤普森的书之所以引人入胜，部分原因在于其写作翔实生动，富有人情味，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义上说，也很有新意。1790年以前，英国的工人阶级形式迥异；他们受尽压迫，逐渐丧失权力，却没有灭亡，这就证明他们是一股重要的（因此也是强大的）联合力量。[2517]

在这轮历史学研究的“大跃进”中，最后一位现身于1973年，他是英国的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他与年鉴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样，也与各地的考古学家一样，对“长时段”感兴趣。但是，他的主要目标不是确定年代而是重新解读历史。他当时是南安普敦大学的教授，后来则任职于剑桥大学，他的著作题为《文明之前：碳素革命和史前欧洲》。[2518]该书的畅销不仅仅是因为书名，还因为伦弗鲁巧妙、清楚、扼要地讲述了20世纪考古学领域年代测定技术的发展史。其重点在于，他不仅从年代学层面，还基于我们对人类早期发展的设想，探讨了年代测定技术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

就考古学而言，他的著作开宗明义。20世纪初瑞士和瑞典地质学家的众多研究证实，最后一次冰河时代持续了60万年，于1万年前结束。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却不早于公元前3000年，这就提出了一个关于古人类历史的问题。在冰河期结束后、文字出现之前的这段时间发生过什么？伦弗鲁的主要目的是运用各种新的年代测定手段重新审视考古学，如轮年代测定法、碳—14年代测定法和钾—氩年代测定法。1949年，纽约的威拉德·F.利比（Willard F. Libby）首先发明了碳—14年代测定法（他因这项创新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基于他的发现，《美国科学杂志》于1959年增发了一本有关放射性碳的期刊，后者很快成为一份独立出版物《放射性碳》，为世界各地年代测定数据的修正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论坛；这可能是科学对历史学科的最大介入，而此前人们一直将历史视为艺术或人文学科。

《文明之前》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它改写了地球上有人类存在的时间。例如，大约自1960年起，一般认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或甚至公元前17000年前，澳大利亚就有人居住了。研究证实，到公元前5000年时，墨西哥地区的人类已经开始系统采收玉米了，公元前3000年时，已经有种植玉米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