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长时段

1965年9月至11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埃尔塔宁号”考察船行驶在太平洋—南极洋的边缘地带，收集海床的常规数据。这艘船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质观测站的实验室。由于需要掌握海军潜水艇及其所处的环境，海洋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此后，深水核潜艇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海洋学的突飞猛进。拉蒙特研究所是该领域最活跃的机构之一。[2474]

在1965年的那次航行中，“埃尔塔宁号”蜿蜒往返于位于南纬51度的深海地质结构太平洋—南极洋海岭（Pacific-Antarctic Ridge）。船上有专门的设备用来测量海床岩石的磁性。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发现，由于某种原因，该地区岩石的磁极有规律地逆转，每一百万年左右逆转一次，这种逆转规律向地质学家们提供了有关地表历史的大量信息。负责“埃尔塔宁号”航行第19、20、21航段的科学家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沃尔特· 皮特曼三世（Walter Pitman Ⅲ）。他在船上忙得不可开交，反复察看仪器是否正常工作；回到拉蒙特以后，他拿出图表查看信息。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系列黑白条纹，记录了一段海底的磁场异常情况。每当磁场异常地改变方向时，记录设备就从黑变白再变黑，不断变化。在11月的某天，某页记录“埃尔塔宁号”从太平洋—南极海岭以东500公里处往太平洋—南极海岭以西500公里处航行过程的打印数据清晰地显示，海岭附近的图像呈现出完全的对称。[2475]这种对称只有一种解释：海岭两侧的岩石在同一时期形成，“并占据了各自的位置，因为它们发源于海岭，后来才扩张到海床。换句话说，地球深处出现岩石，并越过海底向外扩张，将大陆推移开去，才形成了海床。最终，海底扩张（seafloor spreadin）的说法证实了大陆漂移学说”。[2476]回想起来，1915年阿尔弗雷德· 魏格纳才首次提出了大陆漂移说，用以说明世界大陆的分布和生命形成的模式。基于他收集到的证据，他认为这一学说理所当然，但是很多地质学家对此不以为然，特别是美国的地质学家。他们是“固定论者”，相信大陆是坚硬的、静止的。实际上，多年来，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地质学家是有分歧的。但是随着核潜艇的出现，美国海军迫切需要有关太平洋的大量信息，因为这片水域位于美国及其主要敌人苏联之间。这项研究的基本结果是太平洋下面的磁场异常，形似巨大的“厚板”，以大致平行的线条散开，主要是北南走向，每块为15至25公里宽，数百公里长。这就引发了一道数学题：每100万年（地球磁极发生变化的平均时长）扩张25公里，那么每年就扩张2.5公分。这意味着太平洋正每年以这个速度扩张着吗？[2477]

漂移学说者还有其他证据提供支持。1953年，法国地震学家让·皮埃尔·罗泰（Jean Pierre Rothé）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出示了一张地图，上面记录了大西洋和印度洋地震的众多震中位置。[2478]这一证据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表明很多地震与大洋中的海岭有关。而且，火山距离海岭越远，就越古老，越不活跃。战争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科学家分析了原子弹爆炸引起的影响全球的地震波，其研究结果惊人。人们发现，洋底厚度仅为4英里，而大陆厚度为20英里。就在“埃尔塔宁号”航行一年前，英国的地球物理学家爱德华·克里斯普·布拉德（Edward Crisp Bullard）爵士用最先进的水下声学探测方法重新测量了大西洋边缘，这种方法不仅用到海平面等高线，还用到1000米深的等高线，在这个深度，大陆之间的对称性竟然更加完整。[2479]纵使有这些证据，但是直到“埃尔塔宁号”记录的对称图表问世后，“固定论者”才被最终打败。

在此基础上，196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廉·杰森·摩根（WilliamJason Morgan）提出了一种更为极端的“移动”（mobilist）论。他认为大陆是由一系列球形板块或“构造”板块在地表缓慢推进形成的。他认为这些板块（厚度大约为100公里）的运动可以解释地球上发生的大多数地震活动。这一有争议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支持，当时在太平洋海底发现了很多“深海沟”（deep trenches），即俯冲带（subduction zones），达700公里深。就是在这些地方，海底又被并入基本地幔（其中一条海沟从日本延伸到俄罗斯的堪察加半岛，长1800公里）。[2480]

大陆漂移和构造板块漂移起初仅受到地质学界关注。但是地质学是一种历史。而对遥远过去的发现正是一20世纪在科学领域的大成就。虽然这些发现仍旧是零散的，但它们是一致的，甚至用某种浪漫的一致性为以人类活动为高潮的历史故事、历史叙述提供依据。这也许是20世纪思想的最高成就。

在与“埃尔塔宁号”航行发现的同一年，来自六个国家的27位科学家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参加会议，讨论早期美洲的人口构成。与会者都是来自国际第四纪协会的会员，是对四大基本地质时期中的最后一个时期感兴趣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他们提交的论文都涉及一个主题：白令陆桥（Bering land bridge）。虽然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因为在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而举世闻名，但是不管你接受与否，很多学者相信，中世纪的北欧海盗维京人早就发现了美洲，而新大陆上遍布的“土著”居民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经来到此地了。我们知道，1959年左右，古生物学家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智人于数十万年前发源于东非大裂谷。构造板块研究显示，这片山谷处于板块边缘，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起源于此，只是我们对其中的缘由还不清楚。从那以后，人们认为，除非人类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各自进化，不然人类必然以某种至少理论上可循的顺序在地球上扩散。距离东非最遥远的大陆是澳大利亚、南极洲和美洲。早期的人类要到达美洲，他们要么经历遥远的航程，并且拥有足够多的船只，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以便在目的地繁衍（而他们事先对这个目的地并不知情），要么就必须翻越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狭长（56英里）隘口。斯坦福会议正是要讨论这种可能性。

这些观点并不新鲜，但是这次会议上出现了考古学和地质学方面的证据，这些证据首次使迄今为止模糊的画面生动了起来。这些证明表明，人类穿过陆桥的过程一共有三波（three waves），前两波发生在40000年前至20000年前之间，第三波发生在13000年前至12000年前之间。[2481]这段漫长的迁移主要是由于冰河时代，它冻住了极地冰川的大量水域，海平面降幅达100米（白令海峡深50米）。有关三次迁移的观点最初源于对手工制品和殡葬技术的分析，后来则源于对艺术、语言和基因的分析。斯坦福会议一年后，丹佛的C.万斯·海恩斯（C. Vance Haynes）通过计算指出，一个由30位猛玛象捕猎者组成的部落，在500年内可以发展出425个部落，人数多达12500人。第三波迁移大潮主要是克洛维斯（Clovis）捕猎者，他们将颇具特色的矛头（最初发现于新墨西哥的克洛维斯，靠近德克萨斯州边界）带到了大陆各地。按照海恩斯的计算，他们要在500年内到达墨西哥，只要每年向南迁移4英里就能水滴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