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伟大社会中的平等、自由与正义

义提供了早期实例。毋庸置疑，读者大众感兴趣的是名人如何看待政治事件的内幕；读者不用多想就明白名人也是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如果读者认出其中的某个人，而这个人又颇有几分忏悔的口气，那么读者就会更关注故事的发展。其间，游行者被袭击；梅勒（与大约一千名示威者一起）被逮捕，在牢房里待了一晚，结果他错过了纽约的一个聚会。梅勒在一章中谈到了越南战争，阐述了他缘何认为美国卷入越战是错误的。第二部分“作为历史的小说：五角大楼的战役”概括叙述了同一桩事件，很多地方引用了报纸。在这一部分，梅勒谈到报纸往往篡改事实、捏造消息，他也揭示了报纸发布消息时会如何添油加醋地揣测他在第一部分想要表达的内容。梅勒以游行示威为例描述和分析了当代美国生活和思想的若干潮流：暴力就快要浮出水面；媒体和“想象”同真实事件同样重要；新闻业既是不可或缺的光明使者，又是夜幕下的大军之一；最重要的是，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不足以揭露真相。[2414]将《夜幕下的大军》与《一场美国梦》相联系的是梅勒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最终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思维模式），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梅勒是一位反存在主义者。他认为，暴力是边缘状态，使思维陷入迟钝；人们不再相互倾听。思考是最强烈、最具创造性的生存形式，但是一旦被暴力包围，观点就会两极分化、僵化。越南战争正在僵化的美国人思想。

20世纪60年代初，冷战的紧张态势进一步加剧。6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反映了共产主义国家对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1965年11月10日，上海一位年轻的文艺批评家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北京副市长吴晗四年前撰写的戏剧《海瑞罢官》。这部戏讲的是明朝一位正直的官员因反对皇帝的土地政策而直言进谏并最终获罪的故事。虽然故事背景是久远的过去，但是毛泽东认为这出戏是对他本人的批评，以此为借口发起了大规模的运动，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是由毛泽东发起的一大政治运动；第二，这场运动给中国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带来了毁灭性影响，他们因此被剥夺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时任全军“文化顾问”，坚决支持这一运动。江青身边簇拥着一群年轻的积极分子，她首先批判“学术界的反动权威”运用“晦涩的语言”试图使阶级斗争走向沉寂。更糟糕的是，她说，大学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谬论，试图在辩证法的斗争中置身事外。[2415]起初她遇到了一些困难（《人民日报》拒绝发表她的声明），但到1966年5月底，江青争取到了一股新兴力量的支持，即“红卫兵”。红卫兵基本上是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攻击“戴眼镜的人”，即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首先冲击了清华大学，然后冲击了其他学校，攻击学术权威。[2416]后来街头暴力爆发了，红卫兵看到谁的头发或衣服不顺眼就抓谁。他们勒令商店和餐馆整改橱窗或菜单，不允许出现任何西方倾向。他们毁掉霓虹灯广告牌，在街上燃起篝火，焚烧“违禁品”，如爵士乐唱片、艺术品和奇装异服；他们关闭了咖啡厅、剧院、马戏场，禁止举行婚礼，甚至不许握手和放风筝。一位京剧女明星这样回忆自己的经历：她被下放到农村，每天偷偷去偏僻的树林里练嗓子，以免被人听到；她还把自己的戏服和化妆品埋了起来，直到“文革”结束。保罗· 约翰逊这样描述那场可怕的灾难：“图书馆被关闭，书籍被焚烧。”还有一件事众所周知：“文革”期间，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只有四名科学家敢使用图书馆。[2417]江青醉心于自己的角色，在无数群众集会上发言，谴责“爵士乐、摇滚乐、脱衣舞、印象派、野兽派”，她声称现代艺术的一切“主义”，包括资本主义本身，摧毁了艺术。她反对特殊化。[2418]到1966年下半年，中国的重要文化机构几乎都受到军队的控制。当年12月12日，包括剧作家、演员、电影和戏剧导演、诗人、作曲家在内的众多“公敌”被押往拥有一万多名观众的工人体育馆示众，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块牌子。接着，江青控制了电视台和广播台，没收设备、剧本、乐谱和电影，对后者加以改编，重新发行。她命令作曲家为“大众”创作，后来又改成根据大众的需求创作。她禁止芭蕾舞中出现“兰花指”和掌心向上翻转的手势，要求舞蹈演员握紧拳头，以激烈的动作表现“对地主阶级的仇恨”。[2419] 对大学和艺术家的批评酿成了暴力，高校出现了武装队。比较有名的是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和北京航空学院的“天派”组织。[2420]很多科研机构的教授被下放到农村，与农民一起劳作，将科研成果投入实际应用。在北京的遗传学研究所（1949年前中国没有遗传学研究院），李森科的理论在中国存续得比在苏联还久，部分原因就是红卫兵。“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最绝的观点可能要数交通信号灯了。红卫兵忧心的是，红色是革命的颜色，应该改成向前进，换句话说，应该是“红灯行”，而不是“红灯停”。周恩来用一句玩笑扼杀了这个主意，他说，在浓雾中更容易看清红色，因此红色是最安全的颜色。但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绝非玩笑。[2421]“文革”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灭顶之灾。

苏联对知识分子的审讯并没有随着斯大林的故去而绝迹，虽然其范围早已没有20世纪30年代那么广泛，但其凶残程度毫不逊色。[2422]1965年，随着瓦列里· 泰西斯《第七号病房》的发表，西方人才开始详细了解苏联精神病院的黑暗内幕。此后，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精神病专家将调查苏联精神病院的活动当成自己的事业。1970年5月29日，乔尔斯· 梅德韦杰夫被关进莫斯科南部的卡卢加精神病院，全世界开始关注苏联以精神病治疗的名义所从事的镇压活动。

乔尔斯·梅德韦杰夫（Zhores Medvedev）及其兄弟、职业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合写了一部作品《疯癫之问题》，读来颇像卡夫卡的小说。1970年早些时候，克格勃在搜查乔尔斯朋友住处时，没收了乔尔斯所写的一部手稿，当时这本书还没有写完，也不是机密，所以他并不紧张。但是，当他被叫到卡卢加精神病院谈谈他儿子的“不端行为”时（当时其子正处于“奇装异服”、“令人不安”的时期，全家人为此牵肠挂肚），他变得十分焦虑。乔尔斯一到医院就被关进候诊室。透过窗户，他看到儿子被送走了，他意识到当局关注的实际上是他自己。于是他开锁逃了出去，但是一周后，三名警察和一名医生来到他家。[2423]梅德韦杰夫从谈话中得知，他之所以惹怒当局，是因为他写过一本书，原名叫《生物学和个人崇拜》，后来改名为《特罗菲姆· 李森科的兴衰》，他在书中揭露了苏联遗传学不光彩的历史。这本书于196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在西方发表，当时李森科还在世（他死于1976年）。乔尔斯被带到卡卢加，在那里，医院的精神病医生和中央政府派去的一个委员会试图将他确诊为一名早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很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危险。[2424]但是，当局没有知会乔尔斯的家人和朋友。首先，他的兄弟罗伊和他是同卵双胞胎。精神分裂症是（部分）遗传的，因此严格来说，如果乔尔斯有患病的迹象，那么罗伊也该有。这显然不是事实。很多学者向当局投诉，说他们认识乔尔斯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症状。彼得· 卡皮察、安德烈· 萨哈罗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