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伟大社会中的平等、自由与正义

上的差异可能会从15分降至12至13分。这不算小事，他们说，“当然它也不会对美国种族不平等的整体状况产生多大影响”，不过，“支持还是反对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不应该视学习成绩而定。如果想要种族隔离的社会，我们就会有种族隔离的学校。如果想要废除种族隔离的社会，我们就该有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他们认为，只有政治和经济发生变化，才可能促进更大的平等。“这在其他国家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2408]

鉴于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和中国）传出的自由和平等的消息，哈佛小组的最终结论没能流传开来可能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民权运动的领导者注意到了他们提出的学校不会带来黑人期望的平等的观点，转而开始猛烈抨击工作场所的种族隔离和歧视，现在看来，与学校教育相比，工作场所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对不平等的影响更大。

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的《非学校化社会》从另外的角度批评了传统学校，伊里奇是维也纳人，曾经在罗马的格里高利大学学习，后在纽约市的爱尔兰—波多黎各教区担任助理牧师。他的主要目标是为贫穷的拉美国家规划教育制度（他曾经在墨西哥工作过）。他认为，学校远远不能帮助学生摆脱无知，也无法让学生充分发挥能力。实际上，到1971年为止，学校都是无聊的没有特色的资产阶级“加工厂”，生产“消费社会的猎物”。[2409]他说，教师是监护人、道德家和临床医生，而不是给人们带来丰富生活的知识传播者。因此，伊里奇认为，应该从四个“层次”上完全废除学校及其替代物。第一，他认为，孩子们应该到农田里学习耕作、地理学和植物学，到机场学习飞行或到工厂学习经济学。第二，他呼吁“技能交换”，孩子们应该向“技能模范”学习，比如，向吉他手、舞蹈家或政治家学习他们感兴趣的科目。第三，他提倡“同伴配对”，特别是成立各种不同兴趣的俱乐部（钓鱼、摩托车、希腊语），为对方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表扬和批评。[2410]第四，他说，由专业的教育者，实际上就是前三级网络中提到的经验丰富的人，就孩子的培养问题向家长提出建议。但是教师本身和学校本身都应该取消。《非学校化社会》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它详细诊断并描述了病情，并且成为反文化思潮的一部分，但对学校并没有产生实质影响。

1968年3月，约翰逊总统宣布不再寻求连任，伟大社会失去了舵手，接着又迷失了方向。越南战争是一大原因。到1968年，美国在亚洲部署的兵力接近50万，其中每年死亡人数达到2.5人。约翰逊在离职前宣布了“平权”政策，要求所有的政府承包商都要向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提供优待。尽管在1968年，社会各条战线都陷入了暴力和冲突，但他对这一政策持乐观态度。

2月8日，在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市，三名黑人学生因反抗保龄球馆的种族隔离制度被杀害。4月4日，马丁· 路德· 金在孟菲斯市遭枪杀，美国若干城市因此爆发抗议活动，骚乱持续了一周。6月，罗伯特· 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州遭枪杀。“美国小姐”竞选遭到女权主义者破坏。但是美国并不是孤军奋战。英国认为有必要推行新的种族关系法案。7月，苏联拒绝在《华沙条约》生效后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兵，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自由改革措施，促进新闻报道自由，取消审查制度，支持宗教集会。这一年，世界各地，如美国、英国、德国（有人试图杀害学生领袖鲁迪· 多茨克）、意大利，都爆发了学生反抗运动，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反对严苛的学费政策。在法国，学生与工人联合行动，占领了工厂和校园，封锁了大城市的街道，迫使政府更改若干政策，包括将最低工资额提高33%。

学生反抗运动是引发众多思想后果的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这种社会现象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婴儿潮”，这意味着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富裕社会的到来（以及电视的普及），出现了随处可见的、人数众多的一代学生。1963年，在有关英国高等教育的《罗宾斯报告》发布之后，政府几乎一夜之间将大学数量翻了一番（从23所大学扩张到46所）。丹尼尔· 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赫伯特·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等著作，加上斯大林逝世后更多暴行得以公开以及1956年苏联悍然入侵匈牙利，使得传统左翼政治的幻想破灭了，所有这些使得新左派在1960年左右初具雏形。新左派的实质，是若干国家形成了一股力量，关注马克思的异化观点。新左派认为，政治应该更关注个人，更关注心理层面；其支持者认为反对异化的最佳方法是参与；与工人阶级相比，学生、妇女和黑人这些敏感群体更能推动社会产生根本的变化。早期的（单边）核裁军运动在古巴导弹危机的背景下得到了很大的推动。但是作为激进战斗的焦点，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也很快卷入了冷战的旋涡。1968年发生的示威和叛乱使这一过程走向高潮。同样，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的另一股学生思潮：人的解放不仅是政治层面的，还包括新心理学、新音乐、性解放和毒品等各种体验，即后来的“反文化”运动。

一位美国作家就此撰写著作，概括了许多主题，归纳出了一条贯穿十年的主线，他就是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20世纪下半叶的地位相当于乔治· 奥威尔在20世纪上半叶的地位。与奥威尔一样，梅勒也是记者和小说家，并且曾经亲赴前线打仗。20世纪60年代，他写下一系列著作：《一场美国梦》（1965）、《食人者与基督徒》（1967）、《夜幕下的大军》（1968）、《迈阿密和围困芝加哥》（1968）、《我们为何在越南？》（1969），这些书名说明这十年是动荡的十年。在《一场美国梦》中，中心人物（绝非英雄主角）史蒂夫· 罗雅克是一名功勋卓著的退伍军人和国会议员，故事开篇时，他还是一位电视名人，简直拥有了美国人梦想拥有的一切。[2411]然后小说开始没多久，他勒死了自己的妻子，蹑手蹑脚地穿过过道与女仆发生（暴力）性关系，然后将妻子从公寓窗口推下，希望高空坠落和车辆碾压令尸体严重受损，从而销毁她被勒死的证据。他虽然并未得逞，但是由于秘密交易，他逃脱了惩罚。电视节目抛弃了他，但是在小说开始的三天后，另外两个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性黑人）遭遇了更悲惨的命运，成为罗雅克暴力活动的牺牲品。贯穿小说的事实是，无论罗雅克有什么样的遭遇，都无法真正触动他，他完全是一个自恋狂。梅勒说，这正是美国存在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还有一本书是亨利· 斯蒂尔· 康马杰的《美国是个错误吗？》，梅勒想必认为史蒂夫· 罗雅克正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2412]

《夜幕下的大军》的副标题是“作为小说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小说”。表面看来，这本书主要讲的是1967年10月20日，75000名反越战示威者在五角大楼前示威游行的内幕。[2413]梅勒在书中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并把读者带到故事的幕后——游行组织的幕后和梅勒本人的幕后，只有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作品才是部小说。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确有其人，包括罗伯特· 洛威尔、诺姆· 乔姆斯基和斯波克博士。梅勒描述了自己的各种妒忌（比如对洛威尔的妒忌）；游行前一晚他在演讲中的尴尬表现；以及他对妻子的爱。因此，他实际上是为后来的激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