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伟大社会中的平等、自由与正义

含一定程度的讽刺意味——对性高潮和手淫的简要统计一定会获得商业成功。即使如此，这份报告仍然标志着妇女解放运动一个阶段的结束，它反映的观点是：只要女性去追求，她们完全能够获得真正的独立，包括性独立和经济独立。

并非人人都乐于看到这些巨大的变化。1963年，内森· 格拉泽（与大卫· 里斯曼合写《孤独的人群》的年轻作者）和帕特里克· 莫伊尼汉一起发表了一份报告《超越熔炉》，这本书揭露了“中产阶级美国”的真实面目，称其有一种“统一的心态”，“其特点是反对民权运动、反对和平运动、反对学生运动、反对‘福利知识分子’等”。[2399]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约翰逊总统力求展开他的伟大实验。他在一系列演讲中宣布了“伟大社会”的方案，这些方案与马丁· 路德· 金的“梦想”一样亲切：为老人提供医疗保险，为年轻人提供教育，为企业提供退税政策，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为农场工人提供补助，为非熟练工人提供职业培训，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为无家可归的人安置住房，为穷人提供贫困拨款，为上下班的人提供干净的道路环境，为黑人提供法律保护，为印第安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改善失业人员待遇，提高退休金，让消费者明明白白地消费。大量的特别工作组成立起来，往往由学者挂帅。一批法律法规得以很快通过。约翰逊坚持认为，伟大社会应该满足所有的期望，还要胜过罗斯福新政。

这可能是共产主义世界之外的社会领域中最伟大的实验了。[2400]自1965至1968年期间，约翰逊宣布不再寻求总统连任，越南战争使国家走向分裂，战争的开支对经济造成了恶劣影响，大约五百多个社会计划得到立项，其中有些项目比较成功（例如，约翰逊的传记作者多丽丝· 基恩丝总结说，医疗保障制度和选举权制度非常成功，模范城方案不尽如人意，社区活动则“适得其反”）。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战役是有关教育的努力，这场战役还没有结束，可能还要持续很多年，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应该获得更好的学校教育，平等的教育机会头等重要，因为在这个社会，自由意味着不被忽略，公平和个人主义的民主态度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公平地站到人生的起跑线上，各自开创属于自己的人生。这些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及其后的岁月里引发了数以千计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项目，研究人的经济、社会和种族背景对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智商测试。尽管不断受到批评，比如它不能确切测量智力高低，又比如与其他任何人群相比，它的测试结果对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儿童更有利；但是，在学校和职场，智商测试仍然作为一项研究工具得到广泛应用。

针对伟大社会种种努力的首个重要研究是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等人于1966年通过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发布的《教育机会的均等》（也叫《科尔曼报告》）报告。[2401]《科尔曼报告》全面研究了美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学校，它得出的结论是，除了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外，影响学生成就的最重要因素是学生所在学校的社会经济水平。换句话说，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学校，黑人的受教育情况有明显改善，因为这些学校的学生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如果废除种族制度仅仅是指将黑人转入同样贫穷的白人学校，那么这些黑人的状况就不会有明显改善。英国采纳了美国人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设立了“教育优先地区”；顾名思义，其目标是提高社会经济水平偏低地区的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但是，J.W.B.道格拉斯（J. W. B. Douglas）等人随后在1968年发表了一项题为《我们所有的未来》的研究，其结论是这些社会工程的实施并没有明显地缩小中产阶级小学生和工人阶级小学生之间的差距。[2402]

真正引起争议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在《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智商和学业成就能提高到什么程度？》。这篇评论文章（没有新的研究内容，只是重新分析已有的研究结果）开宗明义，“试行的补助式教育显然失败了”。詹森认为，高达80%的智商差异源于基因，因此，白人和黑人的平均智商成绩相差15%，主要原因是遗传的种族智力差异。詹森接着说，任何社会计划都不能使白人和黑人的社会地位平等化，“黑人应该多多学习他们生来就擅长的机械工作”。[2403]这样的论调令人觉得，似乎自从杜波依斯时代以来，黑人的处境就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另一项没有争起太大争议、但从长远来看更具影响力的研究来自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和他的七名同事。[2404]詹克斯也是大卫· 里斯曼的学生，他一直对学校教育的局限性很感兴趣，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过一本书。《科尔曼报告》问世后，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和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Pettigrew）在哈佛大学设立了一个研讨会，重新进行数据分析。莫伊尼汉是约翰逊的劳工部副部长，于1965年3月写成《莫伊尼汉报告》，称半数黑人有“社会病”。佩蒂格鲁则是黑人心理学家。詹克斯等人也参加了这个研讨会，该研讨会几年后发展为“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第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詹克斯的著作《论不平等》。

不夸张地说，《论不平等》的发现震惊和激怒了大西洋两岸的众多人士。这份哈佛调查用了大量篇幅研究认知技能对成功的影响，及其与学校和种族的联系，其主要结论是，与其他可变因素相比，基因和智商“对经济成就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学校教学质量对成功或经济成就的影响不大”，从而认为“教育改革不会带来经济或社会上的平等”。这项研究还特别总结道：“我们不能将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的抽象推理能力的遗传差异，因为在测试结果相同的人群中，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与总体人群的不平等程度是一致的。我们不能将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家长将不利条件遗传给了孩子，因为即使家长的经济地位相同，孩子的经济地位也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平等，与总体人群的不平等程度一致。我们不能将经济不平等归咎于学校差异，因为学校差异对学生的可测量素质影响不大。……经济成功似乎取决于运气和工作能力，与家庭背景、学校教育或标准化测试的成绩关联性一般。工作能力的含义也随工作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但多数情况下，与技术和技能相比，个性对工作能力的影响更大。因此，很难想象有哪种策略可以使工作能力平均化，更不用说使运气平均化了。”[2405]

《论不平等》的影响无疑源于哈佛小组对数据量的执着追求，每章后面都有冗长的注解，还有三篇附录，都对智商、代际变化和统计数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例如，詹森主持的一项哈佛研究发现，智商的遗传概率不是80%，而是大约25%至45%，但是他们还是谨慎地补充道，承认智商的遗传因素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2406]他们评论说：“如果我们假定黑人的标准化测试成绩可以跟白人一样出色，那么这种假设似乎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如果黑人或白人得出结论认为种族平等主要是指阅读成绩均等，那么他们是在自欺欺人……黑人和白人即使测试分数相同，他们的职业地位和收入仍然有很大差距。”[2407]关于废除种族隔离，哈佛小组认为，如果全面废除种族隔离，那么白人和黑人在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