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心智的祛魅

告第一次证实，对很多人而言，婴儿期的头几个月十分关键，特别是育儿质量，对儿童今后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鲍比在书中引入一个重要短语，用于说明常见的儿童发展疾病的源起，即“母爱缺失症”（maternal deprivation），其影响十分广泛。幼小的婴儿，如果没有得到母亲的抚爱，就会“无精打采、安静、不悦、不理会微笑或逗弄”，将来就显得不太聪明，有时候甚至出现缺陷。[2263]同样重要的是，鲍比还注意到，大量研究表明，缺失母爱的孩子很难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容易感到愧疚。这些孩子要么“渴望得到关爱”，要么“冷酷无情”。鲍比还提到了对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研究、对美国的研究，以及对哥本哈根妓女的抽样调查，这些都证实，相当一部分犯罪群体的成员来自破碎的家庭，他们普遍缺乏母爱。[2264] 这一研究主要有两种后果。从积极的一面来看，鲍比的研究无疑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使一个糟糕的家也要比好的孤儿院强。当时很多国家的普遍做法是将私生子或弃儿安置到孤儿院，同时关注孤儿院的营养、卫生和医疗情况。但显然，这种环境远远不够，还缺少影响心理健康的东西。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公布后，一些国家开始改变对待弃儿的方式：领养优于寄养；有慢性病的孩子在接受治疗期间不再与家长分离；母亲可以带着婴儿服刑。在职场，产假得到延长，不仅包括生产假，还包括婴儿出生后十分重要的最初几个月。总体而言，人们更加在意母子的关系。[2265]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发现，早期破碎的家庭生活与后来的违法犯罪或人格缺陷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简单，其影响往往会恶性循环，因为这些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往往自己又成了问题家长，因而先是形成了“系列缺失”，继而演变成“循环缺失”。并不是所有缺失母爱的孩子都会违法犯罪，也不是说所有犯罪的孩子都来自破碎的家庭（但大部分是）。这种联系的确切性后来还被用来证明智力出众的现象，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母爱缺失而导致的破碎家庭和违法犯罪之间的联系使很多西方国家看到了曙光，认为有希望改善战后面临的社会问题。

鲍比报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实质上采用了弗洛伊德的观点（母子关系），并加以科学研究，用客观的行为标准来理解事实，而不只关注“心智”的内在运作。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成果引领鲍比关注母子关系，并从中发现了重大的实践意义，但是《母爱与心理健康》只有一处引用了弗洛伊德，而且那一处与无意识、自我、本我或超我都毫不相关。实际上，鲍比更多地受到了他本人对动物行为研究的影响，包括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德国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因此，鲍比的成果是绕开“心智”关注行为的又一个例子。他本人是位精神分析学家，这一事实更加说明传统的弗洛伊德观点存在不足。

自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陆续将儿童当作心理实体加以研究。1910年，《教育心理学》杂志在美国创刊，一年后耶鲁心理学诊所开业，开始系统地研究婴儿。但是，维也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研究儿童心理学，部分原因是当时弗洛伊德学说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比过去更受“推崇”，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国家贫困，导致儿童的境况更糟糕。不过到1926 年，维也纳也已经有四十家关注儿童发展的机构。

对于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来说，弗洛伊德的影响远远不如荣格来得重要。皮亚杰于1896年出生于瑞士纽沙特尔，儿时就聪慧过人，10岁时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15岁时就因软体动物的系列报告闻名欧洲。他师从尤金· 布鲁勒（此人发明了“精神分裂症”术语）和卡尔· 荣格，研究精神病学，后来又在索邦大学与西奥多· 西蒙共事。[2266]西蒙曾经与阿尔弗雷德· 比奈合作研究智力测试，在巴黎，皮亚杰的任务则是检验西里尔· 伯特在英国设计的一种新测试。这种测试包含如下问题：“简比苏漂亮，苏比艾伦漂亮；那么简和艾伦谁更漂亮？”[2267]伯特感兴趣的是智力，而皮亚杰从这个测试中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这个想法最终使他比伯特更功成名就，也更有影响力。皮亚杰的中心观点有两个方面。首先，他声称，儿童实际上是一张白纸，没有内在的逻辑能力（如智力）；这些能力是在他成长过程中学会的。其次，儿童在发展过程中要经历一系列的阶段，渐渐掌握各种逻辑关系并运用于实际生活。这些理论源于皮亚杰于1955年在日内瓦建立的发生认识论国际中心里进行的大量实验，而他的发生认识论（Genetic epistemology）关注的正是人类知识的性质和源起。[2268]这里还要谈到一个实验。6个月大的婴儿就可以熟练拿取东西，拿起来，再扔掉。但是，如果把物体放在垫子下面，即使这个物体仍然唾手可得，婴儿也会对它失去兴趣。有争议的是，皮亚杰认为，这是因为6个月大的婴儿不懂得见不着的物体依然存在。到接近9个月大的时候，婴儿就不再有此类困难了。[2269]

多年来，皮亚杰一丝不苟地描述婴儿在类似游戏的一系列实验中培养起来的全部才能。[2270]虽然极富独创性，但评论家很难接受他的解释，尤其是孩子出生时没有任何逻辑能力，必须通过“与世界战斗”才能学会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概念。[2271]很多评论家认为他无非是观察了一个走向成熟的过程，它基于出生时的大脑“布线”和乔姆斯基所说的婴儿遗传特征，只是儿童大脑还需要逐步发育而已。这些评论家认为，逻辑“是发育的动力，而不是发育的产物”，而皮亚杰却说逻辑是发育的产物。[2272]在其后的年代里，有关先天和后天及其它们对行为有何影响的论争日益激烈，但是皮亚杰的意义在于，他与斯金纳和鲍比一样，认为心理学家应该主要关注行为，并且表明早期生活对未来的发展极为重要。皮亚杰再一次让“心智”的概念往后靠了。

20世纪50年代另一大发展使传统的心智概念失去了权威：影响大脑活动的药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心理”病症被证实与生理有关，如痴呆症（精神错乱性全身麻痹症）和癞皮病（烟酸缺乏导致的神经紊乱），都可以用生物化学或生理学术语解释，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药物得到控制。[2273]

20世纪50年代以前，精神错乱的“硬核”（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病）缺乏任何生理基础。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些疾病开始进入科学范畴，三种探究方法殊途同归，形成了一致的观点。[2274]通过研究神经细胞和控制细胞间传送神经刺激的神经递质，科学家能分离出特定的化学物质，这就意味着，修改这些化学物可能有助于加速或抑制神经刺激的传播。人们发现20世纪40年代发明的用于治疗运动疾病的抗组胺剂（antihistamines）有副作用，容易引起瞌睡，即对大脑产生了影响。此外，人们发现，西方人用印度植物罗根木的提取物治疗高血压，但在印度人们用它控制“兴奋过度和疯癫”。[2275]这种印度药物的作用相当于抗组胺剂，其有效物质是异丙嗪（商标名为非那根）。通过异丙嗪变体的实验，法国人亨利· 拉布洛提偶然发现一种叫氯丙嗪的物质，它能使激动或烦躁的患者进入明显的“迟钝或冷淡”状态。[2276]就这样，氯丙嗪成了最早的镇静剂（tranquiliser）。

镇静剂似乎是通过抑制神经递质（如乙酰胆碱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