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心智的祛魅

雨的时候不被淋湿；（3）可能要下雨……‘应该’是个讨厌的词，如果听者不带伞，会觉得内疚。” [2252]基于此类行为解读，斯金纳认为酗酒是后天养成的坏习惯，因为酗酒者可能发现了酒精的奖励效果，酒精可以使他在社交情境中感到放松，离开酒精他可能感到不安。他反对弗洛伊德，因为他认为精神分析对“深度”心理学的关注是一种执迷不悟；它自我宣称的目标是要发现“内在的、其他情况下不易察觉的矛盾、压抑和突发行为。生物的行为往往被认为是在精神表象掩盖下发生激烈挣扎而引发的相对不重要的副产品”。[2253]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行为是根源性原因表现出来的症状，而斯金纳认为，神经症行为本身就是研究对象，一旦消除了神经症行为，也就消灭神经症了。斯金纳详细研究过一个例子，即两兄弟争夺父母的关爱。其中一个孩子经常招惹兄弟，结果受到家长或兄弟的惩罚。设想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直到此事引起的焦虑使“惹事的”兄弟感到愧疚，他就会自我控制。斯金纳认为，这说明这孩子在“压抑”自己的攻击性。“如果攻击性行为被有效替换，从而很少会达到引发焦虑的原初状态，那么这种压抑就是成功的。如果焦虑频繁发生，那就不成功。”接着他进而思考其他可能的后果并分别用精神分析法解释。作为反应形成的结果，这个孩子可能会从事社会工作，或表达某种“兄弟之情”；他也可能参军或到屠宰场工作，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攻击性；他也可能“意外”伤人，转移自己的攻击性；他还可能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但是，斯金纳认为，我们不必编造什么深层神经症来解释这些行为。“其精神动力不是巧妙地谋划攻击的冲动以努力摆脱个体或社会的潜意识稽查，而是分解各种复杂的变量组合。治疗不是要释放惹麻烦的冲动，而是要引入变量，以弥补或修正产生不良行为的过往。情绪压抑不是造成失常行为的原因，而是行为失常的症状。无法唤起早期记忆并不会产生精神病症状，它只是一例无效行为。”[2254]在这部处女作中，斯金纳旨在解释行为，最后他还谈到了现代社会的很多管理机制，例如政府和法律、有组织的宗教、学校、心理疗法、经济学和金钱，他认为很多奖惩机制业已存在，而且多多少少是有效的。后来，到20世纪60和70年代，他的理论风行一时，很多诊所采纳了“行为疗法”。这些机构在治疗中并不关注所谓的潜在问题。例如，有个人总是觉得自己脏，不断强迫自己用毛巾清洗，那么医生并不追究他内心为什么觉得自己“脏”并且需要使劲地洗，而是就他哪天不取毛巾清洗给予奖励（食物）。在教学手段的发展方面，斯金纳的理论也受到追捧，后来又纳入计算机辅助教学，学生根据课堂指令学习，回答正确就给予奖励，形成各自不同的学习进度。

当时很多人认为，斯金纳提出的行为研究及其对人的理解是革命性的，甚至有人将他与达尔文相提并论。[2255]他的方法把赖尔和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学联系起来了。例如，他认为意识是“社会产物”，源自人在言语社会中的交际。但是言语行为，或1957年发表的《言语行为》却令他走向没落。[2256]与赖尔和维特根斯坦一样，斯金纳认为，要想让自己的理论令人信服，就需要解释语言，所以他在1957年发表的书中开始这项工作。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群体通过社会强化的过程“筛选”并微调我们的口头话语，即我们“选择”说的内容，而这个系统贯穿一生，决定我们使用何种语言。反过来，这一言语行为强化系统有助于塑造我们的行为（“性格”）以及我们看待自身的方式，即我们的意识。斯金纳认为我们可以根据与周围偶发事件的关系，给不同种类的言语活动分组。例如，“祈使语”是带来特定后果的言语行为，而“得体”是通过事物或事件实现社交强化的言语行为。[2257]本质上，在这种体系下，人是受外部影响的行为“主体”，不是自主性的主体。这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左，也与更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人类观相悖，因为形而上学认为人源自内在。遗憾的是，1959年，31岁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语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评论，严厉批评了斯金纳的激进观点。乔姆斯基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父亲是一名希伯来语学者，受父亲的影响，他对语言很感兴趣。乔姆斯基的作品《句法结构》也发表于1957年，与斯金纳的作品同一年，但是人们之所以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学者，却是因为他在《语言》杂志上发表的那篇书评及文中刻薄的语气。由此，心理学领域发生了乔姆斯基革命。[2258]

乔姆斯基当时在距离哈佛大学两站地铁远的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他认为，大脑中有普遍的、与生俱来的语法结构；换句话说，大脑的“布线”以某种方式管理着语言的语法。为了证实他的观点，他提到了若干国家的儿童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无论儿童的抚养方式如何，他们发展语言技能的顺序和进度都是一样的。他认为，幼儿自发地学习讲话，不需要任何实质的训练，他们学习何种语言，取决于他们成长的环境。而且，儿童在语言上很有创造力，在很小的时候就能使用全新的、与生活经验无关的句子。因此，这些句子不可能是用斯金纳等人所说的方法学会的。[2259]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有基本结构，这种结构有两个层次，表层和深层，不同的语言在深层结构上比在表层结构上更为相似。例如，我们学习外语，实际上是在学习表层结构。因为深层结构大致相同，所以这种学习才是可能的。说德语或荷兰语的人可能会把动词放在句尾，而说英语或法语的人却不会，但是德语、荷兰语、法语和英语都有动词，在这些语言里，动词与名词、形容词等的关系也是相对等的。[2260]乔姆斯基的论证是革命性的，不仅仅因为他的观点有悖于行为主义的正统观点，还因为他的观点似乎暗示大脑中存在着某种遗传结构，暗示着大脑似乎具备某种先天能力，并且部分程度上决定了人类体验世界的方式。

乔姆斯基—斯金纳事件与斯诺—利维斯事件一样，却具有个人倾向。斯金纳显然从未读完那篇评论，就认为是有人完全（或者故意）误解了他。对乔姆斯基的观点，他从未回应过。[2261]但是，结果，乔姆斯基的评论比斯金纳的原作更为人所熟知和了解，因此，斯金纳的影响式微了。实际上，斯金纳从不否认很多行为是本能的；但是他感兴趣的是这些行为是如何改变的，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又是如何进一步改变的。斯金纳的观点一直有少数重要的追随者。

无论乔姆斯基的批评对斯金纳有何影响，弗洛伊德或心理分析并未从中受益。虽然传统的精神分析在个别地区（比如曼哈顿）还很流行，但是有些知名的科学家，一方面没有完全抛弃弗洛伊德观点，另一方面也开始基于经验对其加以修改和拓展。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是约翰·鲍比（John Bowlby）。

1948年，联合国社会委员会决定针对无家可归的儿童的需求做一项调查：战后，有许多国家发现，由于男性大量战死，许多儿童缺乏完整的家庭。世界卫生组织于是提出就这一问题展开精神健康调查。鲍比博士是来自英国的精神病专家和精神分析师，在战争期间，他曾经协助挑选部队军官。1950年1月，他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临时委派，在那年的隆冬和初春，访问了法国、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与从事儿童托管和儿童指导的工作人员交流，并于1951年发表了《母爱与心理健康》，这份著名的报告击中了公众的神经，大大改变了我们对童年的看法。[2262]

这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