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心智的祛魅

1959年底，电影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正在绝密的状态下制作一部电影。在洛杉矶环球电影公司下属的“时事讽刺剧摄影棚”里只能看到这部电影的场记板，在公司里，这部电影的代号是“懦夫”。影片拍摄完成后，希区柯克致信新闻界的电影评论家，请求他们不要泄露影片的结局，同时宣布电影自开拍后，从未允许任何公众踏足片场。

《精神病患者》创造了众多个“影史第一”。在此之前，希区柯克导演过许多优秀的谋杀故事，配合异域的场景、鲜明的色彩。仔细对比一下，就能发现《精神病患者》似乎成本很低，它是部黑白片，聚焦于一个地区丑闻。[2223]片中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很多暴力画面。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对癫狂状态的表现。实际上，电影的真实原型是艾德· 盖恩案件。艾德· 盖恩是一名“威斯康星州的食人凶手”，另有两部影片也是基于他的恶行拍摄的，即《德州电锯杀人狂》和《癫狂》。在《精神病患者》中，希区柯克非常前卫，他确定诺曼· 贝茨成为杀人狂的根源在于他狭隘苍白的家庭生活和性经验。[2224]

安东尼· 珀金斯和珍妮特· 利因为这部电影一举成名，他们俩为了能与讲故事的高手希区柯克共事，只收取了很低的片酬（利扮演的角色在影片一半时就被杀身亡，这也是一大创新）。为了表现疯狂，特别是精神分裂，这部电影的视觉符号很丰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姜饼屋汽车旅馆的哥特式场景中，每个人都藏着事情：幽会、偷钱、伪造身份或者有谋杀事实但尚未被揭发。为了变换影像，希区柯克大量使用了镜子，碎成两半的镜子暗示现实颠倒、砍杀、暴力疯狂的分裂世界。[2225]安东尼· 珀金斯假装是自己受到母亲的束缚，其实多年前他就将母亲杀掉了，他还“填塞鸟类”（夜间活动的鸟，如猫头鹰，鸟儿也在注视着他）打发时间。所有这些紧张气氛酝酿出电影中最著名的场景：凶手没头没脑地砍向淋浴中的珍妮特· 利，“在那幕象征强奸的场景中，刀子就像阴茎一样，穿透身体”，观众紧张地盯着屏幕、毛骨悚然，鲜血顺着淋浴室的下水道汩汩流淌。[2226]《精神病患者》实际上是一种电影手法的杰出典范，这种手法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得习以为常，它高明地操控了影院观众，在某种程度上，观众能理解并能感受到分裂人格的冲突情绪。希区柯克很狡黠，他让珀金斯（饰谋杀犯贝茨）将珍妮特· 利的尸体放在汽车里沉入沼泽地。汽车慢慢陷进沼泽地的时候，突然熄火了。观众不由自主地希望汽车消失，此时观众简直成了这桩罪案的同谋。[2227]

影片发行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部分原因是评论家痛恨自己的观点被人左右。希区柯克说：“我记得《精神病患者》公映时受到了严苛的批评，那简直是场灾难。”但是公众的反应恰好相反，虽然影片的制作成本仅为80万美元，但是希区柯克最终赚回了2000多万美元的票房。这部电影风靡一时。希区柯克说：“我的电影跳过了简单的成功阶段，直接从烂片变成了杰作。”[2228]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试图理解精神疾病患者，认为他们的疾病不是身体疾病，而是一种逻辑或哲学病理的适应不良，这也是精神病学中精神分析学派的基础。就在希区柯克这部电影问世的同一年，英国出版了一本精神分析的书，迅速受到追捧。作者是位年轻的来自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精神病专家，此人将自己描述为一名存在主义者，继而成了一名新派诗人。这种特殊的职业道路在他的精神疾病理论中也有所反映。在《分裂的自我》中，罗纳德·大卫·莱恩（Ronald David Laing）将萨特的存在主义运用到明显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尝试理解他们缘何发疯。莱恩是一个精神病学派（其他人包括大卫· 库珀和亚伦· 埃斯特森）的领袖，该学派认为精神分裂症不是器质性疾患（尽管当时已经有证据表明有些家庭精神分裂症高发，因此某种程度上是遗传性的），而是患者对其成长环境的私人反应。莱恩及其同仁相信，家庭是导致或产生“精神分裂症”的实体。在《分裂的自我》及其后的几本书中，莱恩认为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背景调查显示出他们有若干共同点，最主要的一点是其家属（特别是母亲）的行为方式表现出自我的感觉和身体的感觉相分离，生活不过是一系列的“游戏”，这极有可能吞噬患者。[2229]

且不谈莱恩理论的效果，以及这些理论在治疗上的成功与否，莱恩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临床意义：他的方法表明他试图将存在主义哲学与弗洛伊德心理学相结合，他的理论是1948年至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这一时期，19世纪所理解的那种形而上学已经死亡。而置之于死地的正是哲学家；讽刺的是，罪魁祸首便是牛津大学的形而上学教授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在1949年出版的《心的概念》一书中，赖尔猛烈攻击了传统的笛卡尔身心二元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精神活动与身体活动之间存在本质区别。[2230]通过细致的语言分析，赖尔说，他承认这大致上是一种行为主义的观点。赖尔说，没有哪种精神生活能够使“心”独立于动作、思维和行为而存在。当我们“心痒痒”地想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不会真像被蚊子叮了那般痒；当我们用“心”“看”事物时，我们不是像看一片绿叶那般地看。他说，这些例子都是在草率地使用语言，他的书大多在克服这种草率。头脑清醒，感觉到自我，这不是心智的副产品；而是心智在行动。实际上，心不是在“窃听”我们的思想；有思想是因为心智在活动。[2231]简而言之，机器里面只有机器，没有灵魂。赖尔以这种方式研究了意志、想象、智力和情感，不断驳倒传统的笛卡尔二元论，并以心理学和行为主义的章节收尾。他认为，心理学更像药物（将关系松散的问题和技术相结合），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严肃科学。[2232]结果，赖尔的这本书在剔除笛卡尔的二元论方面，比起它对心理学的贡献，要重要得多。

当赖尔在牛津大学完善自己的观点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在剑桥大学做着类似的事情。自1921年发表《逻辑哲学论》后，维特根斯坦有十年没有碰过哲学，但是在1929年，他回到了剑桥，起初他想继续拆解《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尽管它曾经很有影响力，他还是想代之以新的、从某些方面看截然不同的观点。20世纪30和40年代，他没有发表任何作品，他感到自己已经“远离”当代西方文明，想通过教书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如图灵曾经参加过的“躺椅”研讨班）。[2233]维特根斯坦第二部代表作《哲学研究》发表于1953年，他本人于1951年死于癌症，终年62岁。[2234]他的新作深化了赖尔的观点。本质上，维特根斯坦认为很多哲学问题是伪问题，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了语言的误导。P. M. S.哈克曾经为《哲学研究》写过四卷评注，他说，类似的语法掩盖了深奥的逻辑差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哲学问题经常不是为了追求答案，而是为了找寻意义。‘哲学是一场反对语言迷惑理解力的斗争。’”例如，“动词‘存在’看起来与‘吃’或‘喝’这类动词没有区别，但是，如果我们问学院里多少人不吃肉或不喝酒，是有意义的；而如果我们问学院里有多少人不存在，这就无意义了。”[2235]

这不只是个语言游戏。[2236]维特根斯坦的根本观点是哲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