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自然科学的力量

C. P.斯诺坚称，科学与严肃文学一样也是一种“文化”，他强调二者在知识上的相似性，同时也承认二者有所区别。可能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科学方法：经验观察、理性推理，并基于经验持续修正。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被刻画成最理性的人，他们从事科学活动时不会受到竞争、抱负或意识形态等个人因素的影响。一切要靠证据说话。专业期刊上发表的科学论文也印证了这个观点，其写作风格总是客观到匿名的程度，文章的正式结构几乎都一样：陈述问题、评论文献、方法、结果，以及结论。在各种期刊上，科学活动一项项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但是这个观点有一个问题：它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科学家清楚这一点，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反对意见几乎从未散播，一个原因便是斯诺强调的不安全性。第一位注意到科学本质的人也是一位奥匈帝国的流亡者，他叫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曾经在布达佩斯和柏林的恺撒—威廉学院研究医学和物理化学，不过，到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波拉尼到曼彻斯特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他的兄弟卡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1946年，在英国杜伦大学的里德尔系列演讲（后结集成《科学、信仰与社会》出版）中，迈克尔· 波拉尼针对科学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并最终成为20世纪末的核心思想。[2128]他首先提到很多科学源于猜测和直觉，虽然理论上科学是可以不断修正的，但是实践中并非如此：“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新的观察和实验所起的作用往往被高估了。”[2129]“推动科学进步的不是新的事实，而是找到了对已知事实的新的诠释，或发现了能够解释已知事实的新的机制或体系。”而且科学进步“往往呈现格式塔的特点，仿佛人们突然‘领悟’了之前认为毫无意义的东西”。[2130]他认为，科学家比自身想象的更加依赖直觉，与其说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保持绝对的中立或超脱，不如说他们全凭良心（科学良心）开启科学事业。这种良心以众多方式发挥作用。它指引科学家选择发现之路，也会引领他认可哪些结果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或者还需要深入研究。从这两种意义上来看，科学良心都是科学家的根本动力。

波拉尼可能不同于其他人，在他看来，科学是宗教社会天然的副产品，他提醒读者，基督教会的某些创始人对科学也很感兴趣，如圣奥古斯丁。波拉尼认为，科学必然与自由和原子化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在这种环境中，人类才能真正培养独立思想。他认为，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在于一神论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它给世界带来凌驾于任何个人之上的“先验真理”的思想和传统，真理“就在某处”，等着你去发现。他研究了科学机构，例如，他发现“皇家学会”的研究员大多认为同事们名副其实，不公平的现象基本不存在，值得吸纳的学者都进了学会。科学与公正相关。

波拉尼认为科学的传统，即对客观的先验真理的追求，本质上基于基督教精神，只不过它的发展（或演变）远远超越了宗教的时代。他认为，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发展会影响社会的宽容度和自由，与实际的科学发现同等重要。实际上，波拉尼最终回归到上帝；他认为，科学、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的发展，只是完成上帝旨意的最后阶段，与此同时，人类也取得了道德的进步。事实上，科学家的工作如此依赖直觉而且顺应良心，恰好强调了他的观点。[2131]

乔治· 奥威尔对科学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科学充满冰冷的理性，没有人比他更讨厌或害怕这种冰冷的理性。《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表面上看是政治小说。当后者于1948年出版时，它与奥威尔早期的作品同样富有争议，保守派再次认为这是在透过乐观的前社会主义者的视角批评社会主义的极权本质。但是作者不这么看，无论如何，《一九八四》是在悲观地抨击科学。奥威尔之所以悲观，部分原因是他得了肺结核，另一部分原因是1948年战后的英国还是很糟糕：肉类配给（一周两块排骨）经常拿不到，面包和土豆仍然要配给，肥皂粗劣，剃刀很钝，电梯老是出故障，朱利安· 西蒙斯说，胜利的美酒“给人的感觉像是被橡皮棍击中了脑袋”。[2132]但是奥威尔一直是个社会主义者，他知道，社会主义要想发展和成功，就得暴露斯大林主义的残酷和极权主义本质。因此，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批评的思想主要是詹姆斯· 伯纳姆在《管理革命》中的核心观点，即由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官员组成的“管理阶层”正在世界各国逐渐控制社会的运行，“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这类词语的意义日趋淡化。[2133]但是，这本书的惊人之处在于，奥威尔描绘并预言了极权主义社会的降临，且带有科学或伪科学的确定性。这本书的开篇现在已经成为名句：“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正敲到第十三声。”钟不会敲十三下，而奥威尔描述思想警察、新话和记忆洞（一种用来忘却过去的碎纸机）的准科学观点令人感到阴森又熟悉。“老大哥正注视着你”这样的语汇已经融入日常语言，部分原因是现今的技术使其成为可能。

《一九八四》的出版时间安排得非常巧妙。这本书出版的同年，柏林开始受到封锁，斯大林切断了柏林城西区的供电，切断通往西德的公路和铁路。斯大林主义的威胁一览无余。封锁持续了近一年，直到1949年5月才结束，但其影响是永久的，因为整个事件统一了西方各国的思想，他们意识到冷战即将开始。不过奥威尔在时间安排上的巧妙还在于，《一九八四》恰逢苏联国内思想界的一系列异常事件，这些事件与柏林封锁一样，赤裸裸地暴露了斯大林主义的实质。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李森科事件。

在第17章中，我们已经谈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生物学界分成两派，一派是传统遗传学家，他们支持达尔文主义、孟德尔遗传定律、摩根染色体和基因研究等西方理论，另一派则追随特罗菲姆·李森科的主张，支持拉马克的后天获得性性状会遗传的观点。[213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争刚刚结束时，苏联内部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高度统一了苏联人的思想，由于高度机械化和现代化战争的技术需求，苏联领导层前所未有地需要科学家。结果，苏联内部迅速进行科学界重组，主管重要委员会的人民委员被科学家取代。从地质学到医学全部进行相应的改组，在有些部门，主管科学家还被授予将军军衔。在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曾经遭受猜疑和各种冷遇，现在他们被优先安置住房，获准到党的工作人员才能去的专门饭店就餐，还能去以前只有党的高级官员才能享受的专门医院和疗养院。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一项决议，为学者建造郊外别墅。更受欢迎的举措是废除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盛行的由党的哲学家严格控制科学的制度。

战争特别有利于苏联遗传学的发展。因为自1941年以来，苏俄一直与美国和英国结盟，其最直接的结果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树立的科学壁垒被打破。苏俄科学家又能获准访问美国和英国的实验室了；外国科学家（如亨利· 戴尔、J. B. S.霍尔丹和欧内斯特· 劳伦斯）再次入选苏联科学院；国外杂志在苏联解禁了。[2135]很多反对李森科的苏联遗传学家利用这些机会向西方同行（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生物学家，以及诸如狄奥多西· 杜布赞斯基等在美国的苏俄流亡者）寻求帮助。“综合进化论”（见第20章）的提出进一步帮助了他们，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