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自然科学的力量

为综合进化论把遗传学和达尔文主义联系起来，给米丘林和李森科施加了思想压力。孟德尔学说、摩根模型的实验和理论被平反，就在战后的那几年里，苏联进口了数千箱“果蝇”。这些活动直接导致李森科的牢固地位受到威胁，甚至有人试图撤销其科学院常务委员会成员的资格。[2136]斯大林收到了投诉信，此前属于李森科阵营的苏联领导层一度没有介入这场争论。但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多久。

1946年春，温斯顿· 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铁幕”演说，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始；但是两大阵营的真正交锋始于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声明，杜鲁门主义旨在帮助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消除共产主义的影响。不久，共产党员被逐出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合政府。这在苏俄引起了一系列反应，其中一个反应便是爆发了一场喧嚣的意识形态运动，即著名的“日丹诺夫主义运动”，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安德烈·日丹诺夫公布一系列决议，对新闻宣传在政治上正确与否做出规定。起初作家和艺术家因“对西方文化奴颜婢膝”而受到警告，但是1946年底，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意在控制宣传阵地的社会科学院；1947年春，日丹诺夫主义蔓延到哲学界，当年夏天，又蔓延到科学界。同时，党的思想家重新掌权，成为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权威。出国未归的苏联科学家受到公开批评，苏联科学院不再吸纳优秀的西方学者，多家学术杂志被停刊，特别是用外语发行的杂志。科学在斯大林主义的苏俄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处。钟摆回到了原位，李森科的影响卷土重来。他积极协助列宁农业科学研究院联盟组织了一场公开辩论，主题是“生存斗争”。李森科将达尔文推上大幕，他的意图不仅是要突出“孟德尔—摩根派”和“米丘林派”之间的分歧，而且要将这种分歧从遗传学领域扩展到整个生物学，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强权行为。围绕辩论的中心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派是李森科等人，他们认为物种内部不存在竞争，只存在物种间的竞争；另一派持传统观点，认为一切生命领域都存在竞争。需要记住的是，马克思曾经盛赞达尔文，认为历史是一种辩证法、一场斗争。但是，在李森科所处的时代，斯大林主义的官方说法是人人平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合作（不是竞争）是有价值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即物种内部的差异）不是遗传得来的，而是环境使然。因此，这场辩论旨在查清科学家分属于哪个阵营。[2137]

由于某种原因，斯大林总是对李森科很热情。这位苏联最高领袖似乎表明过自己对进化论的看法，他的观点显然是拉马克主义的，原因可能是拉马克的观点听起来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更迫切的原因可能是米丘林—李森科主义的观点迎合了斯大林迅速发展的关于“冷战”的观点和全盘否定西方的需要。总而言之，斯大林专门给李森科运了一批“发枝的小麦”供他检验理论。作为回报，这位“科学家”定期向斯大林汇报米丘林派和孟德尔派之间论战的情况。因此，在1948年秋，当这个议题最终到达列宁研究院联盟会议上时，斯大林站在李森科这边，甚至还在会议文件批写自己的意见。[2138]

经过精心策划，李森科在这次会议上获得了胜利。李森科先致开幕词，然后有五天时间讨论。但是，在会议前半程，反对者根本没有获得发言的机会，56位演讲者中总共只有8位获准批评他。[2139]最后，不仅大会支持李森科的方法，而且他还透露自己获得了“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也就是说，实际上斯大林同意他全权控制遗传学及整个苏联的生物学。在农科院会议后，《真理报》展开了一场持续的运动。这份报纸一般有四个版面，但是那个夏天，它有九期都调整为六个版面，花了大量篇幅讨论生物学。[2140]一部有关米丘林的彩色电影开拍，并由肖斯塔科维奇负责音乐创作。这些事件在思想上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尼古拉· 克列门特索夫最近发布的研究披露，1948年8月的第一周，正值斯大林为柏林危机与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的大使会谈期间，他曾经抽时间浏览李森科的演讲。这次会议后，在这位最高领袖的鼓动下，人们努力将米丘林主义生物学出口到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生物学比其他任何科学领域都更关注人性的特质，而马克思曾经为人性设定过不少规律。因此，与其他任何科学相比，生物学更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构成潜在的威胁。李森科版的遗传学使苏联领导层看到了希望，因为它对马克思主义不构成威胁，同时又使苏联有别于西方。由于“铁幕”固若磐石，苏联科学家与西方同行的交流降到冰点，确切地说，苏联的遗传学正走向死亡。对苏联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长期以来，个人斗争、政治操控、自欺欺人和固执己见都在伤及苏联遗传学的根本，它完全走向了科学的对立面。李森科事件也许是政治粗暴干涉重要科学领域最恶劣的一例，因此，它带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有限的。在西方，严格来说，这种事件是罕见的。但是即便如此，20世纪50年代科学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进步，仔细想来，这些进步与冷静、内省、无私的品质无关，反而是源于激烈的竞争、强大的野心、运气，甚至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首先要提的是生性嫉妒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他对20世纪思想文化史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嫉妒心。1947年12月23日，早上7点刚过，肖克利刚刚在新泽西州玛瑞山的贝尔电话实验室的停车场停好他那辆敞篷车，这个地方距离曼哈顿大约20英里。[2141]肖克利身材瘦削、头发稀疏，他顺着楼梯去实验室三楼的办公室，满心烦躁。当天晚些时候，他和另外两名同事按计划要向贝尔实验室的负责人汇报一项新的发明。肖克利紧张不安，因为虽然他是这个三人小组的组长，但是实际上真正取得突破的是另外两个人——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和沃尔特·布拉顿（Walter Brattain），肖克利完全是被他们拽着走。[2142]这天上午，天开始下起大雪。不过，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主管拉尔夫· 鲍恩还是在午饭后找到了他们。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拿出了他们的发明，那是一个贴有金箔的塑料小三角，被固定在一个用回形针做的小弹簧上。[2143]这个奇妙的装置外面包着透明塑料，形状就像大写字母C。“布拉顿捻着自己的八字须看着窗外飘着的雪。实验室窗外的棒球场慢慢不见了，云层迫近，远处华奇坦山上的树梢渐渐看不见了。他坐在实验室的长椅上，俯身启动这个装置，它立刻热了起来，与它连着的示波器随即显示有一个光点划过屏幕。”[2144]布拉顿给这个装置安上麦克风和耳机，然后递给鲍恩。布拉顿轻轻地对着麦克风说了些什么，鲍恩立马凌厉地扫了他一眼。布拉顿只是低语，声音很轻，但是鲍恩听到的绝不是低语，这就是这个装置的关键：输入的语音被放大了。他们用锗、金箔、回形针搭建的这个装置能够将电信号放大近一百倍。[2145]

六个月后，1948年6月30日，鲍恩在曼哈顿西街面向哈德逊河的贝尔总部会晤媒体，并展示这项小小的新技术。“我们称之为晶体管，”他解释说，“这是一个电阻或半导体装置，可以放大从其中经过的电信号。”[2146]鲍恩很看好这项新发明；当时电话用的放大器样子笨拙，性能又不稳定，无线电收音机用的真空管又大又易碎，而且发热速度很慢。[2147]媒体（至少《纽约时报》）对此则不太感兴趣，仅在报纸内页刊发了相关报道。此时肖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