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经典的裂隙

1948年11月，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T. S.艾略特。对他而言，这一年是获奖年，因为在不久前的1月份，他被英王乔治六世授予荣誉勋章。斯德哥尔摩传来获奖消息后，艾略特接受了普林斯顿一位记者的采访，被问及因哪部作品获奖时，他说估计是“因为自己的全部作品（corpus）”，记者竟然追问道：“这本书何时出版的呢？”[2030]

在《荒原》发表之后，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艾略特那坚定、清晰而富有诗意的作品以及对现代生活中弥漫的空虚和平庸的绝望想象，已经为他树立了极佳的声誉。他还创作了很多剧本，里面大多是些悲观的角色，迷失在疲惫的世界里，这些剧本都深受欢迎。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彼得· 阿克罗伊德所说，1948年，艾略特愈发意识到，他的作品是“一种垂死的文化的成就，具有明显的欺骗性”。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在到斯德哥尔摩拜谒瑞典国王并接受颁奖的当月，他还发表了最后一部重要的文集。[2031]《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并不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之所以引人关注，一是由于出版的时机，二是由于它是战后出现在大西洋两岸的为数不多的、为定义和保护传统“高雅”文化做最后尝试的第一本文集，当时艾略特等人认为“高雅”文化已经受到致命的威胁。[2032]

在本书第11章中我们看到，《荒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然风光作了可怕的想象，它还是基于高雅文化的，引经据典，尤为艰深晦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环境中，艾略特清楚地感到自己需要改变批评或辩护的形式，他需要不加掩饰地、坦率地表达自身观点，不用担心被误解或忽视。《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首先罗列了“文化”一词的各种含义，包括人类学角度（“原始文化”）、生物学角度（细菌培养、农业），以及更常见的角度，指的是一个人文明、有学识、熟知艺术、能轻松驾驭抽象概念。[2033]他先谈论了这些概念的相通之处，然后进入他自己的主题，即在他看来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这里，艾略特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段落：“文化这个词……涵盖了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一切活动和喜好：德比赛马节、亨利皇家划船赛、考斯帆船周、开猎松鸡日、足球赛、赛狗、弹球台、飞镖板、干酪、美味佳肴、哥特式教堂和埃尔加音乐。读者尽可以开出自己的清单。”[2034]

这份清单似乎过于宽泛，艾略特很快澄清，文化还有多个层次。他没有无视这个事实：文化创造者（比如艺术家）本人不必有很高的才智。[2035]但是他认为，文化只有通过精英（文化精英）才能繁荣，没有宗教，文化就无以立足；他的观点在于宗教有一整套共通的信息，从而保有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艾略特深信民主和平等理念必然危及文化。虽然他经常提到“大众社会”，但是他的主题是家庭和家庭生活的崩溃，因为他认为文化是通过家庭传播的。[2036]最后他谈到了欧洲文化的统一以及文化与政治的联系。[2037]他说，欧洲文化的统一很重要，因为文化与宗教一样，是一个共享的语境，是欧洲各文化保持活力的方式，它会吸收新元素，同时识别出其中为我们所熟悉的部分。他引用艾尔弗雷德· 诺思· 怀特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1925）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人需要从邻人身上看到某些东西，如果与自己相近则便于理解，如果与自己迥异，则会引起关注，如果特别优秀，则会心生敬意。”[2038]不过，艾略特认为，也许文化最重要之处在于它对政治的影响。他认为权力精英需要文化精英，因为文化精英是最好的解药，能够为任何社会的权力掮客提供最好的批评，批评会推动文化进步，防止文化停滞或衰退。[2039]因此，他认为社会必须有阶级，阶级是个好东西，不过他希望不同阶级之间充满变数；他认为达到理想状态的主要障碍是家庭，家庭很自然地想为后代获取特权。他认为，文化显然在发展，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优秀，但这不值得忧虑，也不是种族主义的借口（不过后来有人指责他是反犹主义者）。[2040]艾略特认为，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较高的、发展更好的层次将运用自己掌握的怀疑主义的知识对低层文化发挥积极影响。艾略特认为，这就是知识的目的，也是知识对幸福和公益的最大贡献。

在英国，F. R.利维斯深受艾略特的影响（我们在第18章中已经提过），加入他的行列之中。利维斯生于剑桥并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他是一名有良心的反战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当过担架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回到剑桥，从事学术工作。起初他发现英国没有独立的英语系，于是他和妻子昆妮以及少数批评家（并非小说家、诗人或戏剧家）着手将英语学院的研究升华为“整个人类智识的核心院所”（语出利维斯）。利维斯的一生展现出很高的道德水平，因为他深信那是实现“生活中各种可能性”的最佳途径。他认为作家（特别是诗人，还有小说家）比其他人“更具活力”，大学老师和批评家有责任说明为什么有些作家比其他作家伟大。“英语是通往其他学科的路径。”[2041]

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其学术生涯早期，利维斯就拓展了英文教学大纲，将对广告、新闻和商业小说等的评析纳入其中，“帮助人们抵御我们今天所说的‘媒体’的影响”。1948年，他发表了《伟大的传统》，1952年又发表了《共同的追求》。[2042]请注意“传统”和“共同”这些词都有“共享”的意思。利维斯满腔热情地相信，人性有共通点，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发现，其代表人物就是他在两本书里所提到的作家：亨利· 詹姆斯、D. H.劳伦斯、乔治· 艾略特、约瑟夫· 康拉德、简· 奥斯丁和查尔斯· 狄更斯。他还认为严肃文学批评是练习判断力的绝佳（超验）机会，这种批评“既是‘个人的’又远不止于个人”。[2043]这种超验经历正是文学和批评的目的，也是文学之所以成为人类智识核心，诗人之所以“揭示心灵成长”的原因。利维斯的文学批评是运用艾略特的高层次怀疑论的最明显范例。[2044]

在纽约的时候，艾略特和利维斯就发现他们与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亨利·康马杰（Henry Commager）怀有某种相似的精神。像艾略特一样，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裔教授特里林在《自由的想象》一书中关注大众社会的“原子化”效应或大卫· 里斯曼所谓的“孤独的人群”。[2045]但是特里林的主要观点是告诫大家，他发现思想生活正面临新的危险。在《自由的想象》序言中，他着重谈到了“自由主义”，他说“自由主义”不仅是战后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而且实际上还是唯一的思想传统：“因为今天的大环境中没有保守观点或反动观点，这是明摆的事实。”且不说这种观点是否属实（举例来说，艾略特就持反对意见），特里林感兴趣的主要是这一新形势对文学的影响。他特别预见到经验的粗浅化现象。他说，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自由民主的土壤里萌发了某些主导思想，且被公众接受了，最后又将有关人性的观点推向一系列的桎梏。他提醒读者注意这些桎梏：首先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其次是社会学，最后是萨特的哲学。[2046]他并不反对这些观点，实际上总体说来，他对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持肯定态度。但是他坚持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伟大的文学都应该超越任何一种想象，文学应该指出为人类经验提供包罗万象的注解的任何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