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经典的裂隙

，相反成为一名政府科学顾问和小说家，写了一套多卷本《陌生人和兄弟们》，讲的是一系列封闭社会（比如专业团体或剑桥大学的众多学院）的决策过程。这些内容遭到“高雅”文学拥趸的嘲笑，认为他的风格傲慢浮夸。因此，斯诺早已开始试图在这两种他都持有鲜明观点的文化之间架起桥梁，但还不太成功。

斯诺认为，他的主要观点适用于全世界，讨论引起的反响完全证明了这一说法。但是它更适合英国以外的其他地方，英国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这也是事实。斯诺说，人文知识分子把持着政府和高层社交圈的控制权，这就意味着只有懂得古典文学、历史和/或英语文学的人才是受过教育的。这些人不太了解科学，或者对科学一无所知；当政府讨论方针政策时，科学往往被认为无关紧要，他们甚至认为科学是全社会最无聊的东西。斯诺认为这种无知是可耻的、危险的，如果一个政府对科学一无所知，那么这个国家将走向衰退。同时，他认为，科学家如果不了解人文学科，也是一种罪过，因为他们很可能主观地认为文学无用，没什么可学的。

翻阅斯诺的演讲稿，他的很多敏锐观察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他发现科学家比人文知识分子更乐观，科学家们往往出身贫寒（在英国如此，美国“可能”也是如此）。他发现人文知识分子比科学家更自负，实际上对其他文化“一窍不通”，而科学家至少了解自己的无知之处。[2118]他还发现人文知识分子嫉妒科学家同行：“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都觉得自己举足轻重，绝对体会不到作品被嘲笑的感觉，就像《幸运的吉姆》的主角那样，实际上金斯莱· 艾米斯及其同事的某些不满也就是艺术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不满。”[2119]他总结道，很多人文知识分子都是天生的勒德分子[2119-0]。斯诺的主要观点正是这两种文化及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他以世界将进入科技革命的时代这一论断加以佐证。[2120]他这样区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机器，设立了工厂，创建了城市，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科学革命可以“追溯到原子首次应用于工业。我相信电子学、原子能、自动化等构成的工业社会不同于之前的任何一种社会，并将给世界带来更广阔的变革”。他研究了英国、美国、苏联、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科学教育情况，发现英国的科学教育最薄弱（他认为苏联做得不错，但其成果如何，还不清楚）。[2121]最后他说，只有让人文知识分子熟悉这些陌生学科，摒弃偏见，才会形成恰当的科学管理，有助于解决令全世界头疼的富国和穷国的大问题。[2122]

斯诺的演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同国家的人都参与了讨论，由于斯诺不懂众多的语言（如匈牙利语、日语和波兰语），所以，对于世界各地的不同观点，他几无所知。很多评论或多或少赞同他的观点，但从两个方面传来了严厉的批评，其中一种颇有人身攻击的性质。此人正是F. R.利维斯。针对斯诺的演讲，他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利维斯主要从两个方面批评斯诺。在较为严肃的层面上，他认为，文学与个人的关联方法不同于科学，“因为文学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性化的语言，可能不那么鲜明，但至少比科学语言要鲜明”。“利维斯认为，观察者拥有物理世界及其符号语言的方式不同于读者拥有文学的方式，更不同于作家拥有文学的方式，因为人们构筑文学和文艺靠的不是书面语而是交际。”[2123]不过，利维斯同时还向斯诺发起了人身攻击。利维斯的攻击相当恶毒，连《观察家》杂志和将这篇文章收入文选并重新出版的出版方查特与温德斯公司都与斯诺接触，问他是否打算起诉。斯诺没有选择起诉，但是很难说他有没有受到伤害。[2124]利维斯说道：“如果天才是指一个人自认为才华横溢，有才干，有见识，有学识，可以就当今文明的骇人问题发表权威性的见解，那么毫无疑问查尔斯· 斯诺勋爵就是这样一个天才。他完全没有迟疑。”利维斯在讲演过程中，说完这句话后，稍作停顿，然后继续说道：“但是，斯诺其实是个自命不凡的无知之徒。”[2125]

尽管如此，最令人信服的批评并非来自利维斯，而是来自纽约的莱昂内尔· 特里林。他看不起利维斯的无礼，也瞧不上他的人身攻击，因为他要捍卫此前他无暇顾及的现代作家。另一方面，特里林认为斯诺过度夸大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能用如此“漫不经心”的方式概括数量庞大的作家。科学可能要兼顾逻辑和概念，但文学不是。“文学”活动丰富多变，不能如此简单地与科学相提并论。[2126]但是，果真如此吗？无论特里林怎么说，“两种文化”的争论在某些领域仍在进行。1997年，斯诺的演讲获重印，斯蒂芬· 柯里尼为此写了长篇序言，介绍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论争。1999年，BBC办了一场题为“四十年后的两种文化之争”的公开辩论会。现在看来，很明显，斯诺是对的，至少他看到了电子/信息革命的重要性。后人记得斯诺，更多的是因为那场演讲，而不是他的小说。[2127]正如我们在结语中所说，20世纪末的人们置身于“交叉文化”，通俗的（但又难以理解的）科学读物几乎和小说一样畅销，而且比文学批评类书籍好卖得多；人们的科学知识也变得更丰富。无论我们是否由衷赞同斯诺的观点，都不难体会到，他与里斯曼一样的确言之有物。

于是，一本本著作、一个个剧本、一首首歌曲、一门门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传统经典渐渐走向破裂和崩溃。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变革有助于解放思想；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种变革令人极度不安，使人茫然失措。还有一批可能更为务实的人则借变革的东风大步前进。更多地了解科学，或熟悉钦努阿· 阿契贝、詹姆斯· 鲍德温或约翰· 奥斯本等人的作品，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抛弃传统。但是无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自视有文化有修养的人所普遍拥有的共同追求和伟大传统开始走向崩溃了。事实上，高雅文化这个观点本身在很多方面也遭到怀疑。“高雅文化”这个词现在也常常加上引号，仿佛这种说法不可靠，不该当真。这种态度对于新的美学是极其重要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种新的美学将以“后现代主义”而闻名。

尽管利维斯恶毒攻击斯诺，但他忘记了一个特别有力的论据，大概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论据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斯诺强调成功的科学方法应该参照经验、冷静理智、自我修正。矛盾的是，在斯诺和利维斯唇枪舌剑之际，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科学的“文化”并不像斯诺描述的那样，它其实是一项更为“人性化”的活动，不同于阅览科学杂志。这种我们今天所采用的新科学观，将有助于后现代境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