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经典的裂隙

担任文学讲师，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评论专著《奥登》。代表作《识字的用途》糅合了他的全部经历：工人阶级背景、军旅生活、在地方大学成人教育系的教书经历，仿佛他突然间找到了合适的语汇，终于能够描述之前缺乏相应词汇的某个生活面。[2109]

霍加特学习的是I. A.理查兹（见第18章）创立的实用文学批评理论的传统方法和F. R.利维斯的“伟大传统”，但是，实际经历引领他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就像金斯堡与莱昂内尔· 特里林分道扬镳一样，他与利维斯也渐行渐远。[2110]霍加特不再遵从剑桥传统，而是借鉴理查兹的方法去研究他所熟知的文化（从工人俱乐部的歌唱至家庭周刊杂志，从商业流行歌曲到普通大众趋之若鹜的电影）。他像人类学家一样描述和分析成长过程中习以为常、从未受到质疑的习俗，比如周日早上洗车，或冲洗门前的台阶。他的书做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详细描述工人阶级的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语言，其中包括书籍、杂志、歌曲和游戏。他进而又做了第二件事，揭示这种文化的丰富性，尤其是比评论家宣称的要丰富得多。与奥斯本一样，霍加特并没有无视工人阶级文化的不足，也没有忽略这个事实：总体而言，英国社会剥夺了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们摆脱本阶级地位的机会。但是霍加特旨在描述和分析，没有任何赤裸的政治企图。此后，很多人以同样的方式回应霍加特和奥斯本。此前一直被忽视的某个方面的事件突然能够合理发声了，这也打造出一种优秀的传统。[2111]

提到霍加特，自然不能不提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与霍加特一样，威廉斯也曾参战，不过他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在剑桥大学英语系度过，在那他不可避免地注意到了利维斯。与霍加特相比，威廉斯更像是一个理论家，而非一个引人关注的观察家，不过他的辩论同样令人信服。自1958年发表《文化与社会》开始，威廉斯在一系列书中将霍加特限于篇幅没有讲明的内容置于具体的语境加以阐述。[2112]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美学。威廉斯的基本观点是，一件艺术品，无论是一幅画、一本小说、一首诗，还是一部电影，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存在。即使是广泛应用的作品，如“一尊普通的圣像”也有其知识、社会背景，尤其是政治背景。威廉斯的主要论点是，想象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权力，艺术的形式和我们对待艺术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自我意识的终极形式未必是政党政治，而是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确认。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首先谈到艾略特、理查兹和利维斯，称这些学者都认为“文化”有不同的水平，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才能真正从最高水平的文化受益并为之做出贡献。接着威廉斯另辟一章，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威廉斯提醒我们，对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所以，文化进步与其他事物一样，依赖于产生相应文化的物质条件。因此，文化必定会反映一个社会的构成，基于这种分析，处于社会顶层的人自然不会要求变革。那么，根据这一观点，艾略特和利维斯只是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这也说明他们明显缺乏自我意识。[2113]

在（极为扼要地）说明威廉斯的观点之后，还有几点要谈。第一，用来评判艺术家或艺术品的任何标准都不是唯一的。在艾略特或利维斯看来，精英只是一类拥有特殊兴趣的人。关于艺术家及其作品是否有意义，威廉斯建议我们相信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所有的观点都可能有意义或正确。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威廉斯本人埋首于多数人认为是高雅文化的东西，他还是在批判传统。第二，威廉斯的理论也意味着，在发展新思想的过程中，艺术家必须同时在美学上和政治上有所突破。正是这种艺术与政治结合的观点导致了“文化左派”的诞生。

对艾略特、利维斯、特里林、康马杰等经典人物的最后两轮批评来自历史学和科学。历史学发起的挑战首先由法国的“年鉴学派”率领，接着又换成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他们在方法上取得的成就将于第31章详细讨论，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是，这些历史学家注意到一个事实：“历史”的参与者不仅有国王、将军和元首，还有“普通”大众；整个村庄的历史以及根据出生、婚姻和死亡记录等重建的历史与记载重大战役和谈判的编年史同样精彩，同样重要；生活向前发展并获得意义，靠的是其他方式，而非战争或政治。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一起，关注“下层社会”，揭示他们的丰富生活。霍加特对20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所做的一切，正如“年鉴学派”为15世纪的朗格多克或蒙塔尤的农民所做的一样。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罗德尼· 希尔顿、克里斯托弗· 希尔、埃里克· 霍布斯鲍姆和E. P.汤普森等人，也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即农民、底层教士，以及汤普森经典作品中的英国工人阶级。促进这些研究的动力是：下层社会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愿做上层社会的口中食，理应争取自身利益。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甚至是威廉斯所在的英语学科，以及阿契贝、鲍德温、金斯堡、霍加特和奥斯本的作品都反对有关高雅文化的传统观点。新著作和新发现比比皆是。少数“伟大著作”能支撑起一个文明或者是一个文明的精髓的观点似乎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距离现实也越来越遥远。在物质方面，如今美国比欧洲繁荣；为什么美国人要关注欧洲作家？前殖民地意气风发地书写新的历史篇章，他们还想要什么呢？这些问题都有答案，而且是很好的答案，但是一度无人对此感兴趣。此时，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又刮来了意料之外的一阵风。

艾略特和利维斯等人所发动的最正面的攻击，其出现有着精确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1959年5月7日下午5点多，地点是英国剑桥。当时，在参议厅，即市中心的一幢白色石楼，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蹒跚着走上西侧的演讲台”。[2114]在这座装饰华丽的新古典大厦的房间里，挤满了资深学者、学生，以及众多的贵客，他们是来参加剑桥大学“颇具代表性的公开活动”，即年度“瑞德讲堂”的。当年的主讲者是查尔斯· 斯诺勋爵，不过被大家所熟知的名字是C.P.斯诺（C. P. Snow）。“坐了一个多小时后，”斯蒂芬· 柯里尼讲道，“斯诺至少做了三件事：针对这项势不可挡的成功的国际事业，他启动了一个短语，甚至可能是一个概念；他提出一个问题……现代社会任何一位有思想的观察家都需要正视；他还开启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从其范围、持续时间，以及不时出现的激烈程度来看都是不同凡响的。”[2115]斯诺演讲的标题是《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他谈的两种文化指的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和自然科学家的文化，他称自己“在这两者之者发现了深层的相互猜疑和不理解，这种现象反过来又对科学技术在世界问题上的应用前景带来破坏性后果”。[2116]

斯诺选对了时机。剑桥拥有英国一流的科研机构，但是，我们知道，它也是传统文学文化的主要鼓吹者的大本营。斯诺本人也是剑桥人，曾经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接受欧内斯特· 卢瑟福的指导（当时他还是莱斯特大学的本科生）。1932年，他的科研生涯遭受挫折，在宣布发现了用人工方法生产维生素A后，他因为计算有误又被迫撤回这个消息。[2117]此后，他不再从事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