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经典的裂隙

反映出他的感悟，即一切社会、一切文明都包含着毁灭自身的种子，这在小说标题上也有所反映；因此在他的小说中，白人的到来不是社会瓦解的根源，而是加速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小说主人公奥康克沃是伊格博文化的成员、村里受人尊敬的长者、身强体壮的男人、顺风顺水的农场主和摔跤手，但他与性格温和的儿子存在分歧。[2088]阅读阿契贝的小说，读者会被昂莫非亚村的节奏所吸引，他的创作非常成功，就连西方读者也会承认这个社会的“野蛮”风俗不无道理。实际上，他是通过想象为我们清晰地描绘出一个稳定、富足、“复杂、本质上又有人情味”的社会。当奥康克沃违反村规时，我们认可这意味着他将被放逐七年。对于奥康克沃一手养大的人质，我们逐渐接受他的存在以及他对奥康克沃的爱。当这名人质被谋杀，甚至当奥康克沃自己参与殴打时，我们甚至也能接受，这本身就是阿契贝的非凡之处。当一位白人到来的时候，我们也像昂莫非亚村的村民一样对他的行为举止迷惑不解。阿契贝憎恨殖民主义，但他并非只想鞭挞白人，他让读者看到了昂莫非亚社会的不足，它停滞不前、无力变革，所以被这个社会遗弃或淘汰的人很可能被引向基督教（奥康克沃本人思想僵化，这也是造成悲剧的一个原因）。《瓦解》构思巧妙，是一部思想深刻且富有感染力的作品。[2089]通过主人公奥康克沃和昂莫非亚村，阿契贝塑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和社会。

在阿契贝的小说发表一年后，另一位尼日利亚诗人和剧作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于1959年发表了处女作《狮子和宝石》。这是一部获得极大成功的散文体喜剧，背景也是一个非洲村落。与阿契贝相比，索因卡更像是“人类学”作家，他用到了约鲁巴神话，并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他甚至对约鲁巴神话做了学术研究）。人类学本身就是一种能帮助我们重新塑造“文化观”的学科。在人类学领域，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955年发表了两部重要作品。他于1908年出生在瑞典，在凡尔赛宫附近长大，上过巴黎大学。毕业后，他在圣保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并到巴西开展实地研究，后来他又来到古巴开展后续的实地研究工作。1939年，列维—斯特劳斯回到法国服兵役。1941年，他作为难民来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法国驻美国的文化专员。1959年，他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当时的他已经开始发表大量作品。他的作品主要有三类：第一类研究家庭关系，考察不同的部族（主要是美洲印第安人）如何看待家庭关系；第二类研究神话，探讨神话反映出表面上截然不同的人看待事物的方式；第三类是研究自传、哲学、旅行记录，即1955年发表的《忧郁的热带》。[2090]

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很复杂，同时，他的风格也很晦涩，经常使翻译其作品的译者感到棘手。因此，他是一个很难通过作品译介获得公正评价的作者。不过，我们可以这么说，除了对亲属关系的研究之外，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有两个主要元素。在他的论文《关于神话结构的研究》（1955年发表于《美国民俗杂志》，与《忧郁的热带》同年问世）中，列维—斯特劳斯研究了全世界数百个神话，这篇文章后来被收进他的四卷本作品《神话学》。尽管他学的是人类学，但他声称，自己的工作得益于“三位情人”：地质学、马克思和弗洛伊德。[2091]他书中的弗洛伊德元素明显多过马克思主义或地质学元素，但他想表达的是，他和马克思及弗洛伊德一样，试图寻找人类经验背后的普遍结构；他像“年鉴学派”（见第31章）的历史学家一样，认为历史的广阔视野比局部事件更重要。[2092]

列维—斯特劳斯说，一切神话都有共同的内在逻辑。通过观察，他发现任何神话故事都反复提及几个基本主题。乱伦、手足相残、弑父，或同类相残。神话是“一种集体梦想”，一种能够被解码的“黑暗的手段”。[2093]在后来的四卷本《神话学》中，他独具匠心地研究了813种不同的神话故事。很多人拒绝接受他们结论，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批评家（如爱德蒙· 利奇）。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世界各地的神话人物都是生于大地，而非女性，都有很不平凡的名字或者诸如畸形足的某种畸形。[2094]神话往往含有“高估”的亲属关系（乱伦）或“低估”的亲属关系（手足相残或弑父）。有些神话谈到食物的吃法（熟食/生食），或热闹或安静、人们或盛装或裸体。列维—斯特劳斯的主要观点是：实质上，如果神话可以解读，它就能解释早期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也就能看出最基本的无意识思想结构。他的方法对很多人有启示作用，但是也有一个重要的继发效应。他本人明确说过，基于他的探究，“原始”人和“现代”人毫无区别，所谓的野蛮人在传说故事中也是高级人，跟我们一样，不同于原始状态。[2095]

我们知道，在20世纪早期，玛格丽特· 米德和鲁思· 本尼迪克特在揭示全世界不同人民在各种行为领域（如性）的差异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2096]相反，列维—斯特劳斯从根本上告诉我们，神话所表现出来的全世界的人性和信仰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在20世纪下半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不仅有助于颠覆艾略特、特里林等人提出的经过进化的高雅文化的合法性，而且推进了“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发展，也就是说，即文化表达是有效的，即便它有明显的地方局限性，而对这种文化表达的解读可能比局外人见到的表象更复杂、更丰富。在这个意义上，列维—斯特劳斯和钦努阿· 阿契贝所说的是同一个东西。

人类学的发展还受到了平行学科考古学的积极影响。1959年，巴兹尔· 戴维森发表了《古老非洲的再发现》，详细说明“黑暗大陆”遥远的过去。一年后，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权威的《非洲音乐史》。本书第31章将论及这两本著作，探讨历史思维的新方法。[2097]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要关注这两本书，因为艾里森、鲍德温、麦金尼斯、阿契贝、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兹尔· 戴维森等人的作品反映的都是非黑人世界中的黑人经历。这些作品反响不一，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日益意识到，在过去人们刻意贬低黑人的艺术、历史、语言和经历，或者干脆视而不见。黑人的历史、语言和经历亟待还原。“垮掉的一代”是一种不同的另类文化，但它在丰富性、多变性或价值方面，毫不逊色。这里有着共同的追求，又有其伟大的传统。

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大量的黑人。黑人移民自1948年开始进入，前面提到，科林· 麦金尼斯等作家偶有记录他们的生活。1961年，限制“新”联邦（尤其是黑人国家）移民入境的第一部《英联邦移民法》获得通过。直到那时，种族对传统的英国文化几乎构不成威胁。相反，在相应的社会分化过程中，“另一种因素”日益强大，很多人为此投入了相当的热情，这一因素便是阶级。

1955年，几个志趣相投想干出一番事业的人打算在伦敦建立剧院，做些新的事情：根据全新的素材创作新的剧本，努力振兴当代戏剧，培养一批新观众。他们给这家企业取名为“英国演艺公司”（English StageCompany），并租下了切尔西区斯隆广场上一座名叫“皇家剧院”（RoyalCourt）的小型剧场。事后证明，这座剧院十分理想。它地处资产阶级伦敦的市中心，演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