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经典的裂隙

都有其不足。他很清楚，在一个原子化的大众民主社会，文学观很容易迷失方向。由于大众社会走向了共识和整合（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特别是美国在发生了麦卡锡聆讯事件之后，这一倾向更加突出），特里林写道，文学该做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他还谈到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家都不是自由的民主主义者，他列举了庞德、济慈、普鲁斯特、乔伊斯、劳伦斯和纪德，说他们的强大源于他们身处敌对阵营。特里林认为，这才是问题的根源。他认为，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找出共识，以便艺术家弄清该反对什么。[2047]

亨利· 斯蒂尔· 康马杰的《美国精神：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思想和性格阐释》也发表于1950年，与特里林的著作同一年问世。[2048]表面上看，康马杰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试图弄清到底是什么使美国人的思想不同于欧洲人。康马杰这本书就是他本人思想的导读。该书的重点不是那个时代的“伟人”或君主（当然美国没有君主），不是政治家（全书共二十章，仅有第15和16章谈到政治），也不是普通大众及其生活（虽然提到了林德夫妇的《米德尔敦》，但是完全没有提及他们的统计方法）。相反，康马杰主要谈的是那个阶段在哲学、宗教、文学、历史、法律以及被他视为新科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熠熠生辉的大人物。[2049]康马杰在整个论述及方法澄清的过程中，指出达尔文及其进化论如何影响了美国的思想生活。在引用19世纪末的一些文献资料后，康马杰在谈到赫伯特· 斯宾塞的影响（见本书第3章）时认为，达尔文主义已经以实用个人主义的形式融入了美国精神。他暗示道，美国人认可社会进步是通过杰出个人取得的成就所实现的；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历史学家有责任认可这些个人及其取得的成就；文学的作用就是为传统和变革提供案例，推动辩论；作家和学者也有责任揭示个人主义病态的一面，这种负面特征必须受到约束，还其本来面目。[2050]例如，他认为很多作家（如杰克· 伦敦和西奥多· 德莱赛）过于崇拜达尔文的决定论，而宗教派别在美国的激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个人主义的病态拒绝（雷茵霍尔德· 尼布尔也谈过同样的观点），常见的“非理性膜拜”也是如此，是对科学决定论的反叛。他认为，美国最大的成功是法律的务实发展，美国法律认识到，社会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制度，社会应该变革，应该促进变革。[2051]换句话说，艾略特将高层文化精英的怀疑论视为即将出现的政治家泛滥的首要良方，康马杰则认为美国法律制度是后达尔文的实用主义社会的最大成就。

这四种观点实质上都相信理性，相信进步观点，相信严肃文学的作用在于促进不同文化的自我阐释。广义上说，它们甚至在什么是严肃文学（高雅文化）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这些著作一经发表即受到质疑。说“质疑”可能太客气了，因为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受到各方的批评、攻击和痛斥。这些攻击来自人类学、历史学及其他学科领域；来自社会学、自然科学、音乐界和电视媒体的批评持续升级；就连利维斯所在的剑桥大学英语系也传出批评声。这一思想运动还在继续，并形成了20世纪下半叶思想界的主要潮流之一。这也是诠释个人主义崛起的一个背景因素。大众社会的来临为这一变革提供了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发动机，特别是在大卫· 里斯曼、C.赖特· 米尔斯、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和丹尼尔· 贝尔所预见和描绘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变革。但是发动机只提供动力，不能控制方向。里斯曼等人阐述了大众社会的人们正在大体发生的变化，但是具体的变革方向还有待指明。本章将接着介绍左右这一变革的主要人物。

1955年10月，当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在旧金山朗诵他的诗篇《嚎叫》时，谁也不曾想到，他将以星火燎原之势引发一种另类的“垮掉的一代”（Beat）文化。但是，细细品读他本人，还是能发现一些端倪。金斯堡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师从莱昂内尔· 特里林，他认为特里林为美国自由主义的辩护“既振奋人心又令人大倒胃口”。在创作《嚎叫》时，金斯堡是一名自由职业的市场研究员，因此，他非常了解传统态度和行为模式。既然他清楚常规，他就明白如何才能做到与众不同。[2052]

另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金斯堡的生活处境完全不同于特里林的世界。金斯堡出生于新泽西州帕特森市的一个诗人和教师家庭。20世纪40年代，他就已经结识小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 Jr.）和杰克· 凯鲁亚克，当时他们正在纽约的公寓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袖手旁观”。[2053]小巴勒斯比他年长得多，来自圣路易斯一个富有的新教徒家庭，曾经在哈佛大学学习文学，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后来他几乎是掉入贼窝，流连于曼哈顿时代广场和格林威治村的波希米亚社区。巴勒斯迥异的两面，即良好的教育和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令金斯堡着迷。像这位前辈一样，金斯堡深感自己接近美国社会的主流，在他师从特里林的时候，这种感受更为强烈。[2054]由于不喜欢特里林的形式主义，金斯堡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其主要特点是自发性和自我表达。[2055]金斯堡的风格近乎原始，旨在颠覆一种在他看来过于官方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基于中产阶级的礼仪和成功观念；由于新兴电视商业广告的出现，这种观念虽然只是社会的一个方面，却比以前更显眼了。不过，首次朗诵《嚎叫》的那个晚上可算不上顺利。当金斯堡站在旧金山楼上某个房间的时候，现场一百多人看出他很紧张，还喝了很多酒。[2056]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说：“他的声音低沉、紧张，但是由于酒精的作用和诗歌的强烈情感迅速弥漫，他迅速沉醉于诗歌的有力节奏，像犹太领唱一样高声吟唱起来，气息控制得当，肆无忌惮地玩味语言。”[2057]当时在场的还有他的纽约故友凯鲁亚克，金斯堡每念完一行诗，凯鲁亚克都欢呼喝彩，高呼“继续！继续！”很快大家一起高呼起来，群情高涨，金斯堡本人甚至有点恍惚了。那晚金斯堡的诗篇风靡一时，那个时刻也将留下印记：

我看见这一代最出色的头脑毁于疯狂，

挨着饿，浑身赤裸，歇斯底里，

拖着身躯在黑人街区游荡到黎明，

目光逡巡，找寻着注射器，

戴着天使头饰的时尚客渴望在机械暗夜中，

与那星光熠熠的永动机沟通古旧厚重的美妙关系。

旧金山诗歌复兴中的评论家和关键人物肯尼斯· 雷克斯罗斯后来说，《嚎叫》使金斯堡在“两桥区域”（意指从纽约的三区大桥到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声名远扬，无人不知。[2058]这低估了金斯堡诗歌的现实意义，最要紧的是其诗歌的形式和创作方式。《嚎叫》的原创性不仅在于它的标题和它所使用的隐喻，还在于它重拾“前现代口头文学传统”。在这种传统下，表演与诗句的具体意义同等重要。这样，金斯堡促使“文化意义从教化和理性的内涵转向更普遍的集体体验”。[2059]金斯堡是刻意为之的。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想过要刊载在思想评论类杂志上，而是积极接触《时代》、《生活》等大众媒体，宣传自己的观点；别忘了他是个市场研究员啊。他还利用更广阔的平装本市场推销自己的作品，《嚎叫》的出版商是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