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人类新境况

金赛的报告和弗里丹的调查都传递出一种信号：战争结束后西方社会正从根本上发生变革。美国是最前线，不过这种变革同样发生在其他国家，只是变革程度可能稍弱。战前，人类学是给公众带来最多遐想的社会科学，这要感谢弗朗茨· 博厄斯、鲁思· 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 米德。但是，现在，西方社会发生的变化主要集中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

这些研究中，第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于1950年发表的《孤独的人群》。里斯曼首先强调社会学应该超越人类学。他说，与社会学相比，人类学很“贫乏”，它不算是一个大学科，这个领域的研究不过是个别人展开的考察，原因是他们不具备足以启动庞大项目的资金。这样一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就显得业余，更重要的是，“它还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从原本贫乏的材料中得出过于笼统的结论”。相比较而言，社会学家主要依靠民意调查。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广泛采用民意调查的办法评估公众的态度，同时统计学在数据处理方面也取得了进步，所以无论在数量、详细程度以及样本的典型意义方面，民意调查都能提供丰富的资料。除了调查数据，里斯曼还说，诸如广告、梦、儿童游戏、养育孩子的习惯等此类研究现在已经“毫无新意”。因此，他和他的同行能够断言美国人的民族性，其准确性是人类学家无法匹敌的。（特别要说明的是，他后来被迫收回了一些一概而论的话，也对这种过于自信的论调表示懊悔。[1940]）

里斯曼师从埃里希· 弗洛姆，因而他间接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跟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他的很多观点受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斯· 韦伯的影响，《孤独的人群》是将个体心理学和家庭心理学与整个社会相关联的一种尝试。他的观点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他声称，社会的发展要经历与人口变化有关的三个阶段。在久远的社会，人口数量处于较低水平，呈稳定状态，人是“传统导向”的。在第二阶段，人口规模迅速增长，人变成“内在导向”。在第三阶段，人口规模在较高水平趋于平稳，人是“他人导向”的。其次，他认为随着其他各种情况的发展，构成性格的因素也发生变化。他特别观察到家长的权威和家庭生活的影响在下降，大众媒体和同辈群体的影响在扩张，在涉及年轻人的生活时，情况尤甚。[1941]

里斯曼认为，到20世纪中叶，像印度、埃及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仍然停留在传统导向的阶段。这些国家的很多地区人烟稀少、死亡率高，人民的文盲率较高；那里的生活被已经存在了好几代的固有习俗和姻亲礼节所左右，人的青年时代显然是训练期，经过某种正式的启动仪式后才进入成人社会，这是人人都要经历的。这些仪式不仅使人享受更多的特权，同时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种社会有三大事项，分别是仪式、规矩和宗教，‘几乎没有精力为旧问题寻找新解法’。”[1942]里斯曼没有谈及传统导向的社会如何发展或演变，但是他认为下一个发展阶段有明确的标志，人口迅速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得相对稳定，这种情况又转而成为其他社会变革的原因或后果，这种不平衡给整个社会的传统处事方式带来了压力。个体流动性增强，资本迅速积累，以及不断地发展是新社会的特点。里斯曼说，这种社会（例如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时期）培养的典型人格是“不需要严格而明确的传统指导就具备与人打交道和相处的能力”。“内在导向”的概念涉及众多个人，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经历，即左右他们生活和行为的价值观均是早年由长辈灌输的，其结果便是鲜明的个人主义倾向，即使在不同的处境中也表现一致。内在导向的人了解传统，甚至了解各种传统，但他们每个人都忠于自己所属的传统。里斯曼说，这就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陀螺”。典型的内在导向型社会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1943]

当出生率随着死亡率一起下降时，人口再次趋于稳定，但人口数量已经水涨船高。靠土地讨生活的人变少了，更多的人拥进城市，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闲适，社会日趋集权化和官僚化，渐渐地“物质环境不再是问题了，他人成了问题”。[1944]人与人的交往更广泛，相互之间变得更加敏感，这一社会造就了他人导向的人。里斯曼认为，在20世纪的美国，他人导向型人格最常见。美国缺乏封建传统，美国城市更是如此，人们大多能读会写、受过教育、生活殷实。[1945]他觉得，在新的富裕环境中，家长的管教作用被削弱，因为在新的、生物学上更稳定的小型家庭里，家长的管教并非必不可少，这就产生了两种后果。第一，在社交影响方面，同辈群体（指与孩子同龄的其他孩子）变得与家庭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第二，社会上的儿童被纳入了营销范畴；儿童用品生产商和宣传儿童产品的媒体都视儿童为目标群体。孩子们希望获得他人的指导或认可，这就形成了现代社会的从众性，他们最希望讨人喜欢，想要受人欢迎。[1946]里斯曼认为，相对于个人得失或各方利益，这种新的他人导向群体更关注自己的精神发展；他们想要的不是被尊重，而是被喜爱；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与他人“相处”。

里斯曼继续深入展开这部分内容，他用了好几章阐述家长、教师、报刊媒体和电子媒体等的角色改变，以及经济学的作用，工作特点的变化。他认为，他观察到的和论述的变化有着私人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意义，无论个体属于哪种人格类型，都逃不脱三种命运：调整、反常和自治。[1947]后来他修正了部分观点，承认自己对美国的变化言过其实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无疑是正确的：他观察到，美国人最关心“人际关系”，这预示着20世纪晚期，人们将痴迷于关乎生活领域的各种心理学。

《孤独的人群》发表的当年，参议员约瑟夫· 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威灵市的女性共和党俱乐部宣布“我手上有”一张潜伏在国务院内的共产党间谍名单。在此之前，麦卡锡还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好酗酒的中西部政客。[1948]这一说法在美国引起了“道德恐慌”，据说有151名演员、作家、音乐家、广播和电视艺人被指与共产党有关，美国司法部长还发布了一份名单，罗列了179个“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颠覆分子组织”。[1948-0]麦卡锡和美国司法部长担心的是共产主义者和“颠覆分子”，其他人则为全面的道德恐慌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忧心忡忡。实际上，很多人（特别是来自欧洲的避难学者）开始忧虑美国有可能变成法西斯国家。正是对此类问题的关注促成了一种心理学研究，它与《孤独的人群》不谋而合，且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

早在1939年，在伯克利民意调查机构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合作的一个有关反犹主义的研究项目中，《权威型人格》的构思便开始初具雏形。[1949] 这个项目试图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潜在的法西斯性格”的心理状态能否被识别。这是专事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次使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其结果是“F（代表法西斯）”指标“完全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1950]“结果，普通美国人的很多‘传统’的‘种族优越感’姿态和对各种权威的令人不安的顺从态度所反映出的不良人格恰恰是反犹主义的表现。”[1951]这就与里斯曼联系起来了：这些潜在的法西斯分子是“他人导向”的、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