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人类新境况

“现代社会的凝聚力是一种新的支配形式，是一种社会制度，与早期的各种社会秩序相比，在这种社会制度里，权力更分散、更隐蔽。不同于工厂主对其员工及独裁者对其臣民的直接权力，现代权力已经制度化，因此，难以发现和辨认。……在大众社会，权力呈现出一种新面孔，即集体权力和内在关联的层级制度。”[1986]在传统的美国，米尔斯写道，“家庭、学校和教堂是构建社会秩序的主要结构。而在现代美国，公司、国家和军队取代了这些结构，分别被植入了一种技术、一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体系”。[1987]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米尔斯的最后一部作品，书名别致巧妙，意在提供审视世界、评判经验的新方法，帮助现代人“摆正自己的历史角色，理解自身经历、把握自身命运……通过了解周围环境中的各色人物，明白自己的各种人生机遇……”（再次令人想起曼海姆。[1988]）与汉娜· 阿伦特一样，米尔斯意识到，由于旧的范畴被打破，政治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个体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已经崩溃，不再适用。因此，至少对他而言，社会学的一大任务是创建新的实用主义，“将个人烦恼变成公共议题，将公共议题变成适用于众多个人的有人类意义的话题”。[1989]米尔斯的想法令人耳目一新，它并非基于自己的偏见，或者说不仅仅基于偏见，还基于调查材料。他的分析与其他学者相互补充，他将知识投入实际应用的热情引领很多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家）在其后的数十年里直接参与政治。米尔斯算是学院派的萨特式的反抗者，这是他偏爱的角色，也是那些没能取得同样成就的人试图仿效的角色。[1990]

对美国社会乃至其他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有不同的看法。加尔布雷思身高6.5英尺，是一名出身哈佛和普林斯顿的学者，曾经负责战时物价控制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他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大众社会即将来临。从他提出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无意中追随了卡尔· 波普尔的观点，即从科学意义上而言，真理只是暂时的：也就是说，待日后经验修正，才成其为真理。

加尔布雷思认为，经济学这门学科，即所谓的“沉闷科学”，诞生于贫困之中。他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人类社会中，大多数人遭遇严重的贫困、不平等，只有少数人特别富有。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变化，因为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人的工资上涨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利润下降：“这就是传统观念中经济学思想的中心内容。在希望和乐观的表象之下仍然潜藏着对贫困、不平等、不安全的恐惧。”[1991]两种注解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忧郁的中心观点，一种是右翼的，一种是左翼的。社会进化论者认为，竞争很正常，失败有时候也很正常，进化就是这样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私有化、不安全和不平等将进一步扩大，最终发展成摧毁一切的革命。对加尔布雷思来说，经济学“自古以来就关注”生产力、不平等、不安全感。[1992]但是，他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也是其著作名），在这个世界，人们的关注点变成了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凯恩斯的巨大繁荣”之后，特别是在美国，不平等现象并没有表现出恶化的态势。[1993]因此，马克思预言的螺旋式推移从而导致革命的情况并未发生。第二，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以及其他一些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情况，原因在于现代公司适应了经济不稳定的局面。达到这一点有众多途径，但从短期来看并非全靠职业道德，比如企业联合、关税、配额或法定价格等，所有这些都改善了资本主义竞争的原始后果。但是加尔布雷思认为，其长期影响是深远的。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首先担忧的不再是经济不稳定了（仅就西方民主国家而言）。人们不再活得战战兢兢。“现代企业生活的风险其实是现代企业管理者无害的自负，这也是现代企业得到大力宣扬的原因。”[1994]

加尔布雷思认为，人类心理学的这种深刻变化解释了很多现代行为，这一观点再次与里斯曼产生共鸣，不过加尔布雷思从未提及他的名字。随着人们生活中巨大的经济不安全感逐渐消失，随着不平等现象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现在只关心商品的生产”。只有提高生产水平和生产力，才能维持和增加收入。当前生产的商品不再是生活必需品，这并不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外围产品），因为在“他人导向”的社会，一个重要社会目标是不能落后于左邻右舍，商品是否必需并不重要，“人们想要获得高级商品的欲望开始显现”。[1995]

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会带来四个重要后果。第一，新兴的广告变得非常重要。由于商品是非必需品，必须要创造需求：“商品的生产造就了商品想要满足的那部分需求”，广告因而成了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部分。[1996]于是，广告既是大众文化的孩子，又是大众文化的老子。再者，要增加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就要刻意创造债务（就在加尔布雷思的作品发表的当年，信用卡诞生了，这个巧合很能说明问题）。第二，在这个制度中，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很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过去，通货膨胀一般伴随着战争发生）。加尔布雷思认为，这是制度性的，如果要让人们购买商品，那么商品生产者必须创造对同类商品的需求。经济处于发展中时，企业永远会满负荷或接近满负荷地运转，因此又会建立新的工厂，从而需要资本投资。在竞争的制度里，成功的企业就需要支付最高的工资，而且必须在资本投入带来回报之前完成支付。因此，消费型社会总是有上升的通胀压力。第三，它带来的后果是，公共服务总是滞后于私营的、市场驱动的商品，由于这些领域不存在市场，必须由政府买单。[1997]加尔布雷思发现并预言，在丰裕社会，公共服务总是没什么分量，而公共服务的从业者将是最不富裕的阶层。他提出的最后一点是，随着产品驱动型社会的到来，商人的时代，“更确切地说，可能是重要的企业经理人”的时代到来了。加尔布雷思说，只要不平等现象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富豪至多拥有一个模糊的地位：“他起到了救急的作用，不过他会不断受到谴责，因为相对于他提供的服务，他攫取的太多了。随着不平等现象的消退，这种反应会消失。”

在对现代大众社会做出一番描述之后，加尔布雷思进而提出了著名的私人富足和公共贫困的观点，揭示了对私有产品的执迷导致公共服务的衰退，学校拥挤、警力不足、街道肮脏、交通不力。他认为“这些不足不仅存在于新的服务，也存在于旧的既有的服务”，因为造就需求的广告只在私有产品领域有效，为道路、学校，或警方做广告没有意义。因此，他总结道，暂时告停的不平等将被私人富裕和公共贫困之间的不平衡所取代。通货膨胀只会加剧这种不平衡，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上的情况更糟。（例如，与联邦调查局相比，地方警察局明显资金不足。[1998]）

对富裕社会的社会问题，加尔布雷思提出的解决方案一分为二。一个已经被广泛采用，这就是地方销售税。[1999]在现代社会，如果消费品取得成功，那么它同时就成了引起社会问题的原因，正如加尔布雷思所说，假使我们让消费品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也就有某种公道可言。他的第二个解决方案更加激进，甚至有悖常理，也不能说在哪方面真正有效果，不过他还是提出来了。加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