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人类新境况

精神分析的方法将战后世界诊断为疯狂的社会，但他并没能提出心理疗法。相反，他大大方方地面对事实，认为想要消除他所看到的发生在身边的严重的心理损害，就必须改变工作的性质，完善工厂、办公室的社会角色以及管理决策的参与方式。

社会之所以出现弗洛姆描述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巨型公司或“组织”，W.H.怀特（W. H. Whyte）在次年发表的《组织人》中特别谈到了这一问题。与弗洛姆的书相比，这本书更尖锐、更具煽动性，但是两本书的主题有大量交叉。[1971]怀特的书文笔更好（他曾经是《财富》杂志的记者）、更直截了当，他只阐述战后美国人民“他人导向”的生活和文化，没有给予过多的同情。怀特认为大型组织吸引并培养某一类型的个体，因此就应该有一种心理学来适应公司或组织的生活。首先，他看到组织内部的新教伦理在衰退，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都有明显衰退。[1972]人们知道加入一个组织的办法是成为群体的一员，要合群，不要“给人添麻烦”。怀特说，组织人比较保守，而且组织人是为别人工作，不是为了自己。[1973]怀特认为这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他认为公司的主要动机是“归属感”和“团结精神”。怀特的其他观点也有充分阐述。当时美国教育系统刚刚经历历史性变革，他曾制作过一张教育课程图表，清晰地说明这些变化。1939至1946年和1954至1955年间，选修基础课程（人文和自然科学）的人越来越少，而选修应用课程（工程、教育、农业等）的人则越来越多。[1974]他认为这一点比较遗憾，因为这说明生活面在变窄；人们掌握的知识不如以前丰富，而且只与兴趣相同的人交往，无法开阔眼界，生活日趋单调。[1975]怀特进而批评了人力产业和有关“人格”及人格测试的概念，他认为这些概念进一步鼓励趋同和保守。他最反对为人格测试提供心理分析的解释，认为这比占星术强不了多少。他强烈批评郊区，认为郊区是组织的“分支机构”，是集体心理的整体延伸。他引用了郊区开发的略图，指出郊区的社会生活极度受限，人们的活动囿于邻里（一连串的桥牌聚会、垂钓野餐、情人节化装舞会）；这一看法突显了他的中心观点，即组织人在“温和的暴政”体制中过活。[1976]在这种暴政下，人们必须“外向”，这是最重要的素质。他们牺牲自己的隐私和嗜好，取而代之的是愉快而草率的生活方式，人们漫无目的地从一个集体活动奔向另一个集体活动，而且，一年内，这样的家庭有三分之一会搬到数百英里外的类似社区。正如里斯曼所说的“他人导向”的人一样，怀特认为，组织人宽容、不贪婪、对其他形式的存在也不是一无所知。他们的笼子是镀过金的，但那仍然是个笼子。

怀特不喜欢他所看到的这些变化，但他并未对此大光其火，反倒很率直。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却不是这样。米尔斯喜欢将自己说成是“学术好汉”。[1977]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克萨斯人，加上他喜欢骑硕大的摩托车，他倒是很符合这个形象。他接受过专业的社会学教育，战争期间曾经在华盛顿任教，接触过20世纪30年代末产生并在战争期间走向成熟的新的社会调查手段。通过这些调查，米尔斯认识到美国社会正在发生变革（某种程度上，其他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但他痛恨这一事实。不过，与里斯曼或怀特不同的是，他不满足于描述社会变革。他视自己为参与新战争的斗士，他的任务就是指出美国面临的危险。这迫使他走向学术同仁的对立面，而他们也认为米尔斯越界了。从这一点来看，他确实是一个好汉。

米尔斯出生于1916年，战争期间在马里兰大学任教，他在华盛顿的时候曾经参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ersfeld）的研究，后者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为政府做了很多调查。拉扎斯菲尔德用统计方法佐证自己的观点，这一方法迅速发展，政府部门也出钱开展一些与战争相关的实践性社会研究。[1978]这种战时经验给米尔斯带来了两种影响。他更清楚冲击美国社会的种种变化，同时他也因此也建立了长久的信念，即社会学必须务实，不仅要努力理解社会运转的方式，还要为人们提供信息，以便人们在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合理的决断。当时在伦敦的卡尔· 曼海姆实际上也持相同的观点。战后，米尔斯搬去纽约，并与众多知识分子交往，包括《党派评论》杂志圈的菲利普· 拉夫、德怀特· 麦克唐纳和欧文· 豪，以及《新领袖》杂志的编辑丹尼尔· 贝尔。[1979]在哥伦比亚大学，他认识了罗伯特· 林德，林德因研究“米德尔敦”而闻名，不过当时林德的光芒已经开始黯淡。在1948至1959年间，米尔斯撰写了一系列著作，思想上罕见地一致。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出台，大批学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这在总体上提升了大众素质，也缔造了一个新社会，就业机会更多，出现了各种趣味性工作，更多技能走向职业化。米尔斯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应该阐释新形势并加以批评。

如果将米尔斯的众多著作按发表时间排列，它们依次是：《权力新贵》（1948）、《白领》（1951）、《权力精英》（1956）和《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这些著作都反映了他的主要观点，即本质上劳动力已经不再是社会的大问题：“劳动力问题在国内政治中走向终结，同时，苏联从盟友变成敌国，共产主义也成为一大威胁。当劳工运动从社会运动变为利益集团时，理想国的终结也是意识形态的终结。举足轻重的政治问题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而是极权主义与自由。”他感到汽车已经使郊区生活成为可能，主妇成为家庭中心，她“精于消费，善于打造家庭凝聚力”。[1980]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已经取代工作场所和工会大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由于大萧条引发了很多政府干预，这个时代是个转折点。他率先将“名人”视为一个群体。[1981]他说，这一切的结果是，从前“粗犷而特立独行的”美国人成了“普通大众”，成了“习惯性从众的生物”，不再“积极地自由思考”。[1982]在《组织人》中，怀特关注的是公司的中层，在《权力新贵》中，米尔斯则主要讨论领导人物。他提出，新型劳工领导已然出现，他们是大型官僚组织的首脑，是新的权力精英的一员，也是主流社会的一员。在《白领》中，他主要讨论美国中产阶级的转型，他将中产阶级描述成“漂泊不定的、没有组织的群体，他们的地位和权势根基不牢……他们完全是中间阶级，具有不确定性”，精神颓废，动辄需要服用当时刚出现的镇静剂。[1983]“白领人士悄悄地迈入现代社会。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历史，那历史都没有事件；无论他们有哪些共同利益，都不可能走向团结；无论他们的未来如何，都不是自己亲手缔造的。”[1984]“工人阶级将是一个新的、更加进步的社会的中流砥柱，这个观点首先出现于19世纪初，并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成熟”，但是，米尔斯总结道，这种观点行将灭亡。在思想部分，他介绍了一种颠覆性的观点，即实际上与其说白领阶层是新的中产阶级，不如说他们是新的工人阶级。[1985]

米尔斯有关美国社会的理论阐述在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中达到高峰。20世纪60年代，很多革命派学生认为“权力精英”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措辞和论题。基于马克斯· 韦伯的观点（他曾经参与韦伯作品的英文翻译工作），米尔斯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