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人类新境况

、传统的美国人。《权威型人格》以这样一句警告作结：战后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在大西洋西岸找到了“新家”，资产阶级美国及其大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黑暗心脏”。[1952]《权威型人格》的另一个结论是：引发大屠杀的原因不单单是纳粹思想及其“种族退化”理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性也难辞其咎。法兰克福的流亡者、该报告的主要作者西奥多· 阿多诺发现，左翼分子情绪更稳定，往往比保守派更愉快，资本主义倾向于产生不良人格，产生集理性与权力于一身的权力主义的反犹分子；对他们而言，大屠杀就是权力的极端表现。[1953]如果说《孤独的人群》是一种早期尝试，为了弄懂整个民族，它将民意调查材料与社会心理学及社会学相结合，这一做法即便算不上完全成功，至少也是一种吸收新知识的理性方案；《权威型人格》则是对弗洛伊德和斯宾格勒的德国传统的抛弃，它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意图是贬低西方/大西洋的理性主义，以及科学和民主之间的结盟。这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论题，尤其是在研究了麦卡锡事件的背景之后。但事实上，它随即遭到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批评，他们毫不留情地、有条不紊地拆解其研究成果。不过，那时候，“权威型人格”这个不甚确切的短语已经流行开来。

关于极权主义的源起及其在战后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可能有何表现，汉娜·阿伦特给出了更清晰的论述。自从1941年逃离法国之后，她就一直住在纽约。有段时间，她住在曼哈顿，生活潦倒，学会英语后，开始写作，辗转于《党派评论》的知识分子圈。她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授，还定期为《纽约客》杂志撰稿。后来，她长期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直到1975年去世。[1954]新学院是20世纪30年代为逃离法西斯主义而来到美国的一批欧洲知识分子的家园，其办学宗旨便是努力融合欧洲思想和美国思想。阿伦特成名于三部有影响力，也极具争议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人的境况》（1958）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195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开始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前后花了七年时间。[1956]她的主要目标是说明这个在世界政治中与“犹太问题”或“反犹主义”一样“无足轻重”的问题为何能够成为“众多问题的导火索，首先引发纳粹运动，然后引发世界大战，最后还导致死亡工厂的设立”。[1957]她的回答是大众社会走向了隔离和孤独，即里斯曼书名所说的孤独的人群。她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政治生活变质了，而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却日益强大，并形成了一种政治形式，其公众生活如下：穿制服，站队；有具体的头衔，便于辨认和致敬；大规模集会，提供参与的体验。[1958]这是积极的一面。同时，她认为“孤独”等同于“恐怖”，“而恐怖是极权政府的实质”。[1959]这就引起了争议，因为尽管她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让很多人认为新兴的美国生活方式无可替代，但她仍然暗示社会“大众化”向“极权主义跨出了一步”，迈向“根本恶”，认为“新的西方大众社会有与极权主义东方接轨的危险”。[1960]

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试图为其早期著作阐述提出的问题给出答案。[1961]她觉得，现在社会面临的基本困难是，现代人在政治上有疏离感（相对于心理学角度）。普通人无法获得政治精英所拥有的信息，官僚现象比比皆是，一个人、一张选票并没有多大意义。这种情况现在变得更加突出，因为随着巨型公司的发展，个人更难掌控其工作，能使人感到愉悦的技术工作越来越少，收入也更难保证。人类日趋孤独，但又清楚自己无法孤立地行动和生活。[1962]正如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 扬—布鲁尔所说，她给出的方案是超前的；阿伦特认为社会将逐渐向她所说的政治人格化方向发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单一问题政治（环境、女权主义、转基因食品）。[1963]她说，这样的话，人们能够像专家一样知识广博，可以努力主宰自己的生活，并能收到一些效果。有关政治人格化的问题，阿伦特的观点是正确的：20世纪后期，它将成为集体生活的重要元素。

与汉娜· 阿伦特一样，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也是位德国犹太人。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一1934年与该学派的其他成员起移民到美国，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弗洛姆的家人笃信宗教，他本人曾经与马丁· 布伯一起组建犹太思想研究院，这在法兰克福变成了一个项目，研究阶级意识的形成，研究心理学和政治学之间的联系。弗洛姆基于问卷调查收到的一千多份回复发现，人群不能如他原先设想的那样分成“革命”的工人和“不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有保守的工人和革命的资产阶级；经常有左翼工人承认自己在很多一般认为非政治的领域存在“极不革命的权威态度”，如育儿和女性时尚。[1964]这使得弗洛姆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弗洛伊德的意见加以修正。

弗洛姆写于20年代的作品直到80年代才被译成英语，因此，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但是它表明，他和里斯曼、阿多诺和阿伦特等人持有相近的观点；事实上，1955年《健全的社会》一书的出版证明他才是走得更远的那个人。[1965]他没有盯着大众社会的缺点，而是考察了一个更为极端的观点，即我们能否认为全社会都处在不健康的状况。对很多人来说，弗洛姆的中心概念过于狂妄、毫无意义。但是他正面处理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承认他的书吸收了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和托尼在《贪婪的社会》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他提醒读者，这本书最初的名字是“贪婪社会的疾病”）。弗洛姆从人们熟悉的统计数据入手，他发现，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美国和其他新教国家（如丹麦、挪威、瑞典）的自杀、谋杀、暴力、吸毒和酗酒比例更高。[1966]因此他认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些社会的病情更严重。他的其他观点则掺杂了精神分析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他认为，最重要的现实是，“19世纪，上帝死了，而20世纪，人也死了”。[1967]资本主义有种种优点，它本身也是众多自由的产物，但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他的措辞相当简洁：“工作可以定义为执行机器完成不了的动作。”他用现代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观点：对大多数人来说，20世纪的工作毫无个性、无聊、没意思，而且引发了各种问题。诸如“反常”和“异化”等词汇再次出现，但是弗洛姆的批评意义主要在于，他认为现代工作的束缚型体验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精神健康。他写道，大众社会将人变成商品。“人的价值在于他的销路，而不是爱和理性等人文素质或艺术能力。”[1968]在书的末尾，弗洛姆强调了爱的作用，他认为爱是一种“艺术形式”，因为超级资本主义的一大灾难是“人”与同胞之间的关系受到伤害。异化的工作损害友谊、公平和信任。里斯曼曾经说过，年轻人更关注人际关系和受欢迎程度，但是弗洛姆担心，人们会变得更加冷漠；如果人人都是商品，那么人与物品就没有区别。[1969]他明确表示，自己研读了各种文献，发现生活之所以枯燥无味，是因为工作淹没了一切，人们自然就对艺术丧失了兴趣。弗洛姆的目标与其说是帮助人类重拾理性，不如说是找回尊严，他特别提到了阿瑟· 米勒的作品《推销员之死》的主题。[1970]虽然弗洛姆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