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女儿与情人

“萨特之家”是围绕在萨特这位哲学家、小说家和剧作家周围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别称。它不无讽刺意味，当然这也与他的主要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有关，因为到20世纪40年代末，他们的家庭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这对伴侣于1929年相识于德萨意中学，当时波伏娃在那儿进修师范课程（与莫里斯·梅洛—庞蒂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一起）。她格外聪明，非常引人注意，因此，她后来被吸纳加入学校的精英知识分子团体，领导人正是萨特，从而开启了两人之间长期的、某种程度上不寻常的关系；之所以不寻常，是因为他们的恋情刚开始不久，萨特就告诉波伏娃自己对她的肉体无甚兴趣，但是波伏娃调整自我，始终将自己看作他的主要伴侣，甚至帮他发展其他情人。在萨特确立了存在主义理论后，波伏娃还担任他的主要代言人。[1884]萨特则慷慨大方，在早期的小说和戏剧获得成功后，就在经济上支持波伏娃（他也支持过其他几位情人）。他们的关系没有秘密，波伏娃也不缺乏仰慕者。她还是同性恋作家薇奥莱特·勒迪克热情追逐的对象。[1885]

全世界都视萨特和波伏娃两人为存在主义者，而且仅仅是存在主义者，两人始终对这一事实感到恼火。但是有时这种局面也有好处。1947年春，波伏娃离开法国去美国参加一段横贯大陆的演讲旅行，她被冠以“法国第二号存在主义者”的名号。在芝加哥，她遇到了纳尔逊·艾格林（Nelson Algren），这位作家坚持要带她体验普通观光内容之外的“真正的美国”。他们旋即成为情人（他们一起只待了两天），波伏娃事后承认，她体验了“第一次完美的性高潮”（那时她39岁）。[1886]她说，与他在一起，她明白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爱情可以变得何等炙热”。尽管她不喜欢美国（在这一点上，她和萨特一样），她动了不回法国的念头。事实上，她后来还是回了法国，不过她变了个人。在那以前，她的穿着还比较俗气过时（萨特称她“海狸”，别的人则称她“伟大的女萨特”）。但是她并非没有吸引力，而且她与艾格林的经历使她更具魅力。那个时候，她写的东西（发表在《现代》杂志上的文章和小说《人皆有死》）并未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她回到法国时，脑袋里装下了与存在主义不一样的东西。这些想法并非她原创，最初是由克列特·奥德里介绍给她的。克列特·奥德里是她的一位长期朋友，二人曾在鲁昂的同一间学校任教。[1887]奥德里总是声称要动手写本书，但是她知道她的朋友更擅长写作。[1888]奥德里想写的是一本研究战后女性境况的书，在若干年的推诿搪塞之后，波伏娃似乎开始着手这个研究计划了，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之行让她看到了美国女性和欧洲女性（特别是法国女性）之间的相似性和显著的差异。二是她与艾格林相处的经历反衬出她与萨特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关系稳定，朋友和同事都视他们为“伴侣”（“伟大的女萨特”很能说明问题）；但是他们没有结婚，没有性，而他又从经济上给她以支持。这种“边缘”地位使波伏娃的情况不同于“正常”的女性，同时也使她具有一定优势，她认为这有助于她客观、公正地书写性别。“有一天我想剖析自己。我开始审视自己，令我惊讶的是，我首先说的是：‘我是个女人。’”同时，她也在思考一些更宽泛的事情：1947年法国女性获得选举权，当阿尔弗雷德·金赛发表第一部男性的性学报告时，她的著作几乎同时面世。毫无疑问，男女之间境况发生了变化，战争不无关系。波伏娃的研究于1946年10月开始，到1949年7月结束，其间她于1947年在美国待了四个月。[1889]随后，她回到了“萨特之家”，这项特别的研究有别于她的其他研究，某种程度上说，有别于她自己。若干年后，有位批评家说，她理解女性处境，因为她自己便是从中逃离的，对此，她表示赞同。[1890]

波伏娃的写作基于自身丰富的经历、广泛的阅读，还有对众多陌生人的采访。她的书分为两个部分，法语版分两卷发表。第一卷是《事实与神话》，主要是女性历史概述，分为三个部分。“命运”部分从生物学、心理分析学和历史学等方面审视女性境遇。例如，在历史部分，她描述了原始社会、中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女性状况，最后谈到了当代女性问题。在有关神话的部分，她剖析了五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亨利·蒙泰朗、D. H.劳伦斯、保罗·克洛岱尔、安德烈·布雷东和司汤达。她不喜欢劳伦斯，认为他写的故事“乏味”，不过她承认“他写出了爱情的朴素真理”。另一方面，她觉得司汤达是“最伟大的法国小说家”。第二卷，或者第二册，叫作《当代女性》，探讨了女性的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时期。[1891]她谈到了爱情、性、婚姻和女同性恋。她动用了大量的朋友和熟人，花了好几个早晨与列维—斯特劳斯讨论人类学，向雅克·拉康讨教心理分析学。[1892]在这本书中，艾格林对她的影响显然与萨特不相上下。这位美国人曾建议她关注偏见社会中的黑人女性，向她介绍了美国黑人、种族文学，包括贡纳尔·默达尔的《进退维谷的美国》。起初，她想将她的书命名为《另一性》，后来使用的标题是《第二性》，是由萨特最早的追随者之一雅克—劳伦·博斯特在左岸咖啡馆的一次夜饮中向她提议的。[1893]

《第二性》面世后，批评家（总有那样一些批评家）抱怨说，波伏娃没有写出什么新东西。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她抓住了其他人、其他女性当时正在思考的东西；而且，她通过自己的研究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武器：“她为一代女性发出了声音。”[1894]该书很快被译成英文，原因是出版商阿尔弗雷德的妻子布兰奇·克诺夫（Blanche Knopf）在访问巴黎时注意到了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考虑到当时的美国学生对“左岸”地区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很感兴趣，布兰奇和阿尔弗雷德相信这本书一定有市场。他们的判断是对的。1953年2月，这本书在美国面世，总体来说，反响不错，不过有几位评论家（如史蒂夫·史密斯和查尔斯·罗洛）不喜欢她的口气，认为她“女权主义者的牢骚有点过火了”。[1895]但是，最有趣的反应来自《星期六文学评论》杂志的编辑，他认为这本书的主题太大了，一位评论员无法应付，于是他找了六位评论员，其中有精神科学者卡尔·梅宁哲、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以及阿什利·蒙塔古。米德发现这本书的中心观点非常正确，即社会浪费了女性的天赋，但是她补充说，波伏娃选择材料时有失偏颇，违反了科学规则。然而，最重要的是，波伏娃的书受到了重视，这意味着人们认真思考了书中提出的问题，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波伏娃认为女性代表社会上的“他者”，这一观点广受欢迎，并为后来若干年的女性运动注入活力。布兰登·基尔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夏娃不再》的评论，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总结了他的看法：“我们面对的远不止是一部学术著作；它是一件艺术品，其中蕴含的胆识像撒了一把盐一样使艺术感到刺痛。”[1896]

布兰奇·克诺夫在访问巴黎期间偶然看到《第二性》，有人告诉她这本书读起来像是“横跨了哈维洛克·艾利斯和《金赛报告》”，她的胃口被调起来了。[1897]哈维洛克·艾利斯已经不新鲜了，他的《性心理研究》最初发表于1897年，1928年就已经停版，而且作者本人已经于1939年去世。不过，《金赛报告》是新近的著作。与《第二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