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从萨特到宁静之海：人类新境况与伟大社会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是欧洲人，生于阿尔及利亚，在贫困中长大，对穷人和受压迫阶层满怀同情。简要来说，他是位马克思主义者，战争期间，曾经担任抵抗派报纸《战斗》的编辑。与萨特一样，他也痴迷于研究人在冰冷的宇宙中的“荒诞”处境，他毕生都试图揭示如何去面对可能（或必将）要面对的局面。1942年，他创作了《西绪福斯神话》，这本哲学随笔最初是本地下刊物。他认为，人必须认清两件事：人能依赖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头脑；宇宙是冷漠的，甚至怀有敌意，生活就是奋斗，我们都是推着石头上山的西绪福斯，一旦我们停下来，石头就会再次滚下去。[1862]这看似徒劳，也许确实是徒劳，但生活就是如此。他继而于1947年发表了《鼠疫》。这部小说可读性更强，故事开篇即提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爆发鼠疫。书中没有明显的哲学思考；相反，加缪研究了一系列人物（里厄医生、他的母亲，还有塔鲁）对这条恐怖消息的不同反应和表现，以及疫情的发展。[1863]加缪的主要目的是揭示社会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也就是说，哪些是可以指望的，哪些是没有指望的。这部小说实际上感性地描述了孤独，即因鼠疫引起的隔离。书中有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及其社会观的影子，也能看到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对他的影响；无论如何，加缪凭借荒诞和隔离创作了一部杰作。这些能使他感到些许轻松吗？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三年后，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让·热内（Jean Genet，萨特传记中称之为圣热内）于1944年与萨特及其朋友初识于花神咖啡馆。他光头、塌鼻子，“但是眼睛会笑，嘴巴总是现出孩童般的惊奇”。[1864]他的长相大多与他在感化院、监狱和妓院成长的经历有关。他曾经做过男妓。热内未来的声誉离不开其出众的文笔和刺激的情节，但是存在主义者之所以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是一名激进的同性恋者和罪犯，有过两种入狱经历（精神和肉体），生活在社会边缘，身处边界境地，他起码有机会比别人过得更鲜活、更真实。波伏娃也对他很感兴趣，因为热内是一名同性恋者，在狱中时曾经被迫扮演过“女性”角色（他在一次监狱婚礼中做过“新娘”），因此，他对性和性别的看法与众不同。热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他甚至离谱地去亵渎教堂，看看上帝能拿他怎么办。“奇迹发生了，根本没有奇迹，上帝被揭穿了，上帝是只纸老虎。”[1865]

热内通过一系列的小说和戏剧向公众展示了他所了解的“同性恋者”和罪犯的生活，狱中邪恶的性等级制度，巴洛克式的性行为和颠倒的行为规范（骂别人“吹箫客”足以招致杀身之祸）。[1866]但是热内本能地抓住了处于暴力边缘的底层生活，非一般的边缘状态不仅勾起了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还唤醒了更深层次的同情。它展现了对某样东西的渴望，无论那是潜在的受虐倾向或是同性恋倾向还是暗中滋生的暴力渴望，无论那是什么，热内的作品广受追捧，这本身就揭示了资产阶级生活的空虚，它比萨特等人的评论深刻多了。《鲜花圣母》（1946）是热内在梅特莱监狱创作的，详细描述了自然和非自然的同性恋者在封闭世界中所经历的琐碎而重要的得失。《女仆》（1948）表面上讲了两个女仆密谋杀害女主人的故事，但是，热内坚持所有的角色均由年轻男性扮演，以强调故事的真实内涵，表现性欲的本质及其与肉体的关系。出于同样的原因，在《黑奴》（1958）中，他要求部分白人角色由黑人出演，并且每场演出过程中，必须有一个白人角色夹杂在观众席中。热内以这种方式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观点，即生活“不只”关乎思想，还关乎感觉（即便这种感觉是羞耻或难堪）。[1867]作为一名曾经的罪犯，他清楚叛逆者不一定是革命者，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微妙的，这一点萨特似乎还未领悟。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最重要的创作期与加缪和热内重合。同一时期，他完成了《等待戈多》、《终局》和《克拉普最后的录音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终局》和《克拉普最后的录音带》世界巡演的首发站是伦敦。当时，巴黎日益没落。贝克特生于1906年，父亲是一位富裕的新教徒，居住在都柏林附近的福克斯洛克。正如以赛亚·伯林关注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一样，贝克特也关注发生在爱尔兰首都郊外山区的复活节起义。[1868]和詹姆斯·乔伊斯一样，他也上过圣三一学院，还在那儿教过书，随后赴欧洲游历。[1869]在巴黎，他遇到了这位《尤利西斯》的作者，与他成为朋友，并为这位老者后来创作的作品辩护（乔伊斯当时正在写《芬尼根的守灵》）。[1870]在父亲过世并为他留下一笔年金之后，贝克特先在伦敦定居。1934年，在塔维斯托克诊所，受心理治疗师威尔弗雷德·比昂的启发，他开始接触精神分析。那时他还写作短篇小说、诗歌和评论。[1871] 1937年，他回到巴黎，最终经由罗德里奇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莫菲》，在此之前，这部小说曾被42家出版社拒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抵抗运动中表现出色，荣获两枚勋章。不过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与小说家娜塔丽·萨洛特一起）藏身维希法国，正如很多评论家所说，他因此经历了丰富的等待过程（到他返回时，南希·库纳德觉得他颇有些“阿兹特克雄鹰”的神气）。[1872]贝克特此时完全醉心于法国文化，他是一位普鲁斯特研究专家，与《转型》杂志圈交往，阅读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不由自主地受到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贝克特的主要剧作都用法语创作，然后译回英语，主要由他本人翻译，偶尔请人帮忙。[1873]评论家安德鲁·肯尼迪认为，他体验到的“语言之痛”无疑有助于写作。

从1948年10月至次年1月，贝克特花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创作了他最著名的作品《等待戈多》。但是，四年后，它才在巴黎的巴比伦剧院首演。尽管各方观点不一，朋友们仍帮他大力宣传。这种等待是值得的，《等待戈多》成了20世纪最受关注的剧目，爱它的人和恨它的人同样多，至少起初如此；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声誉水涨船高。[1874]《等待戈多》是一部平实简单的剧本；舞台显得空荡无物，只有两位主角（一共五个角色）和一棵孤零零的树。[1875]这两个主要人物通常被认为是文学流浪汉形象，他们经常戴着圆顶礼帽，不过舞台指导并没有这样要求。该剧的特点是长时间的沉默，重复的对白（有对白时），在形而上学的思考和平庸的陈词滥调之间徘徊，上下半场戏的情节接近重复，以及直至剧终戈多都未现身。其独特的形式、自我标榜的特点，以及对观众的要求，都使其成为现代主义的最后一击。一位评论家给予了巧妙的总结，“啥事都没有，还来了两次！”[1876]表面看是如此，不过那绝对是曲解。与现代主义的所有杰作一样，就戏剧而言，就作品的感受而言，《等待戈多》的形式都是完美的，所以哪种说法都不可能做到公正客观。这是一部后《荒原》、后奥尼尔、后乔伊斯、后萨特、后普鲁斯特、后弗洛伊德、后海森堡、后卢瑟福戏剧。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不少20世纪的痕迹，正是这些痕迹使其拥有丰富的内涵。两个流浪汉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在等待戈多。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等、在哪里等、等了多久、还打算等多久。等待这一行为，以及众多的沉默和啰唆协力将时间问题带入人们的视野。当然，观众们其实也在沉默和啰唆中等待。在迷惑和撩拨观众的同时，《等待戈多》带来了一种未曾有过的体验，促使观众思考。（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