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雷蒙·格诺和雷蒙·阿隆等人均给予支持。西蒙娜·德·波伏娃将《现代》看成是“萨特理想”的展示品，当然，他们都想把这本杂志做成思想变革时代的旗舰。当时巴黎的思想界已经复兴，这种复兴不仅限于哲学和存在主义。在戏剧方面，让·阿努伊的《安提戈涅》和萨特本人的《密室》于1944年面世；1945年，加缪发表了《卡里古拉》，同年，季洛杜发表《沙依奥的疯女人》；1946年，萨特发表《没有影子的人》。受到路易吉·皮兰德娄影响的尤金·尤内斯库和塞缪尔·贝克特也正蓄势待发。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振奋，但是，在主导一切的斯大林主义这个问题上，巴黎思想界的氛围很快变得令人失望。[1852]我们知道，法国有强大的共产党。但是随着南斯拉夫按照苏联模式实行中央集权，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掌权及其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的离世，很多法国人开始觉得无法继续待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在表达这种反感情绪后被法国共产党除名。法国发生了多次灾难性罢工，破坏了法国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关系从来没有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么牢固。其后，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萨特及“萨特之家”于1947年加入了民主革命联盟，这个政党的宗旨是发起一场独立于苏联和美国之外的运动。[1853]克里姆林宫对此十分重视，他们担心萨特的“颓废哲学”（他们这样理解存在主义）会发展成“第三势力”，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如今我们知道，安德烈·日丹诺夫想方设法使萨特处处受到批评，1948年8月于波兰弗罗茨瓦夫召开的和平会议上便是如此，当时毕加索也遭诬蔑。[1854]萨特后来改变了对斯大林主义苏联的论调，他说，无论有什么过错，为了大局都不应该计较。20世纪40年代，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斯大林的暴行，这种转弯抹角的论断显得越发重要，而对美国唯物主义的持续憎恨使萨特更愿意支持苏联阵营。1947年，萨特的这一立场遭受重大挫折，维克多·克拉夫琴科发表《我选择了自由》一书，他原是一位苏联工程师，于1944年随苏联贸易代表团出差途中叛逃美国。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被译为多种语言。[1855]这部苏联人撰写的著作首次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描述了斯大林治下的劳动集中营，斯大林对富农的迫害，以及他强制推行的集体化政策。[1856]
在法国，由于共产党势力强大，各大出版社均不敢染指这本书（与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在英国的境遇相仿）。但是，该书真正在法国面世后，销量达到40万本，并且一举夺得“圣勃夫奖”。该书受到了共产党的批评，接着《法国文学》刊登了一篇署名“西姆·托马斯”（据称曾经是战略情报局的官员）的文章，他声称该书是美国情报员代笔，并非克拉夫琴科本人所写，因为克拉夫琴科说谎成性，而且还是个酒鬼。[1857]当时已经定居美国的克拉夫琴科控告西姆·托马斯诽谤。该案于1949年1月公开审理，在“苏联人民内务部”的帮助下，《法国文学》从苏联找来证人，包括克拉夫琴科的前妻季娜伊达·高洛瓦（Zinaïda Gorlova），因为克拉夫琴科曾说，很多暴行是他俩一起亲眼所见。由于高洛瓦的父亲仍被关押，她的证词多次受到质疑。尽管如此，看到证人席上的前夫后，她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一夜之间体重骤降，“蓬头垢面，无精打采”。她最终被带回奥利机场，由一架苏联军用飞机将她送回莫斯科。“西姆·托马斯”并未到场，此人根本不存在。克拉夫琴科一案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证人是德国共产党战前领袖海因茨·努曼的遗孀玛格丽特·布伯—努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希特勒掌权后，努曼一家逃往苏联，但是由于“政治观点异端”被送去了劳动集中营。[1858]1940年，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他们被遣回德国，关入雷云斯堡集中营。因此，玛格丽特·布伯—努曼在“铁幕”两边的集中营都蹲过：她有什么理由说谎呢？
判决于4月4日宣布，同一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署成立。克拉夫琴科胜诉。他的损失很小，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那一年，很多知识分子退党，不久阿尔贝·加缪也萌生退意。[1859]但是萨特和波伏娃没有退党。他们认为，一切革命都有其“可怕的威严”。[1860]对他们来说，对美国物质主义的憎恨高于其他一切。
战后，巴黎似乎决心重掌其作为全世界的思想和艺术之都的地位，重现过去的“光之城”。布勒东和杜尚自美国归来后，又与科克托打成一片。这是一个星光熠熠的时代，阿努依带来了《可伦比》，纪德发表了《纪德日记》并获得了诺贝尔奖，马尔罗发表了《寂静之声》，阿兰·罗伯—格里耶创作了《橡皮》；沉寂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城市再次推出伊迪丝·琵雅芙、西德尼·波切特和莫里斯·切瓦力亚，我们看到了马蒂斯的《爵士》系列、年鉴学派史学家的重要作品（下文会谈到）、“尼古拉·布尔巴基”的新数学、弗朗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以及雅克·塔蒂的《于洛先生的假期》。可可·香奈儿还健在，克里斯汀·迪奥才刚起步。严肃音乐方面，则是奥利维埃·梅西安（Oliver Messiaen）的天下。这位作曲家极具个性，他远非存在主义者，而是一位神学作家，“努力通过艺术媒介弥补人的不足，彰显神的荣耀”。梅西安憎恶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喜欢古代的亚述文明和苏美尔文明。由于深受德彪西和苏联作曲家的影响，梅西安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营造永恒的沉思情绪。虽然他尝试了十二音列法，但是他的作品时常出现大量的反复和奇特的创新，比如转录鸟鸣声。战后的十五年里，梅西安大胆采用新技法（包括划分钢琴键盘的新方法）、鸟鸣声和东方音乐，在音乐里营造新的宗教精神，创作了《图伦加利拉交响曲》（1946—1948）、《乌鸫》（1951）和《百鸟苏醒》（1953）。梅西安反对存在主义，其弟子皮埃尔·布列兹如此强调，他认为梅西安的音乐更接近东方哲学中的“存在”，而不是西方的“演化”。[1861]
然而，尽管如此，巴黎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没落，纽约崛起了，伦敦也赶上来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使这座城市愈加暗淡。哲学、文学和艺术都是如此。阿尔伯托·贾克梅蒂创作了他最伟大的枯瘦至极的战后巴黎人物形象，那是众人眼中存在主义者的缩影；让·杜布菲画出了稚气而又世故的知识分子和动物（主要是牛）的形象，怪诞又文雅，反映了战后巴黎人怀着五味杂陈的急切心情审视自己的哲学和文学领域。贝尔纳·比费、雷内·马蒂厄、安东尼·塔皮埃斯和让·阿特朗等巴黎小众艺术家的作品在法国异常畅销，比英国和北美同时代的艺术家运气好得多。但是战争的苦难使艺术家和经销商变得目光短浅，引发了投机，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物价崩溃。法国的当代画从未真正恢复元气。事实上，当波伏娃提出巴黎零年的概念，认为巴黎重获新生时，仿佛巴黎又成了世界的前沿。又一次，日薄西山被误以为黎明初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光之城”经历了最后的绚烂。存在主义曾经在法国独具魅力、大受欢迎，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抵抗运动的产物，因此它体现了法国人（至少是法国知识分子）看待自我的方式。除了萨特以外，巴黎最后的荣耀来自四个人，其中三人并非土生土长的法国人，第三位还对巴黎所代表的一切尤为厌恶。他们分别是阿尔贝·加缪、让·热内、塞缪尔·贝克特和尤金·尤内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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