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从萨特到宁静之海：人类新境况与伟大社会

著的是作家马西拉奇，他是一名“耀武扬威的法西斯主义者”，曾经是一家狠毒的反犹杂志的编辑，杂志名称为《我无处不在》（绰号“我已离去”），他于1945年2月被行刑队处死。[1835]剧作家和演员萨卡·圭特瑞（法国版的诺埃尔·科沃德）也被逮捕，并接受审讯；被问及为何去见戈林时，他回答说：“因为好奇。”谢尔盖·佳吉列夫的门生谢尔盖·里法曾经被维希政府任命为巴黎歌剧院的掌门人，起初被终身禁止登上法国舞台，但是后来被减为封杀一年。[1836]

萨特参过军，在德国被俘过，还曾经是抵抗组织的成员。他认为战后的世界是自己的时代，并希望为知识分子和作家开创新的角色。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的目标仍然是创作“反抗者”，即反叛者，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为此，他还开始批评分析理性，称其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官方学说”。孤独感消失的方式触动了战时的萨特，他感到存在主义应据此做出相应的调整，即人类应对艰难处境的方案是行动和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认为哲学和存在主义是一种游击战，在这场游击战中，两个孤立的灵魂参与了一场联合战役，从而使个体发现了自身的存在。萨特（担任主编）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莫里斯·梅洛—庞蒂一起，创办了一份新的政治、哲学和文学刊物，即《现代》，其箴言是：“人是完全的：完全受约束，又完全自由。”[1837]这个群体实际上聚集了大批思想家，包括柏格森、斯宾格勒和海德格尔。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科学、分析理性和资本主义正在缔造一个物质主义、理性，却又粗鄙的世界，人类毫无生机可言。这些最终使萨特产生了同样粗鲁的反美情绪（在他之前，斯宾格勒和海德格尔亦是如此），不过，他先在《存在主义》（1947）一书中宣称“人只是环境的产物”，这是他最重要的名言之一。他说，人都有“一个遥远的目标”，即实现自我，为成为自我而做出取舍。为此，他必须将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理性中解救出来。[1838]萨特无疑是一位颇具天分的语录创作者，也是一位有力的哲学家。战后，很多人被他的观点吸引，特别是他认为达到存在主义的存在的最佳途径，或做到“真实”的最佳途径，就是反对一切，海德格尔可能也会这么说。他说，与凡事赞同应和的人相比，批评家的人生更圆满。（他晚年时，甚至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1839]正是这种态度使他于1948年建立了革命民主协会，试图将知识分子及其他人抽离令人窒息的困扰：冷战。[1840]萨特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解释说：“如果现实是马克思主义的，那可不是我的错。”不过《现代》杂志的另外一位创办者莫里斯·梅洛—庞蒂一度赶超了他。20世纪30年代，梅洛—庞蒂也曾参加过科耶夫的讲座，也受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但是，战后，他在推行“反教条”方面比萨特更进一步。在1948年发表的《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中，梅洛—庞蒂在最后的存在主义辩论中，将萨特和斯大林捆绑在一起。[1841]他的中心观点是，“冷战”是传统的“边界情境”（boundary situation），它要求“人们在危机四伏的处境中做出根本的决定”。他认为，成功的革命不会像资本主义帝国那样带来这么多流血事件，因此，前者优于后者，有“人道主义前途”。照此分析，斯大林主义尽管有其缺点，但是，与构成自由资本主义的暴力相比，斯大林主义却是一种更为“坦诚”的暴力形式。梅洛—庞蒂说，斯大林主义有勇气承认暴力，而西方帝国反倒矢口否认。至少从这个方面来看，斯大林主义更可爱。[1842]

因此，存在主义、萨特和梅洛—庞蒂是战后主流思想界的概念之父，特别是在法国，在欧洲其他地区亦是如此。当时阿瑟·库斯勒（其著作《正午的黑暗》揭露了斯大林暴行，仅在法国的销量就达到25万册）等人斥责他们，说他们是骗子。[1843]后来萨特等人辩称，苏联人以暴力为耻，所以掩盖事实，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对暴力心照不宣、肆无忌惮。法国之所以拥有苏联阵营之外最强大的共产党，萨特和梅洛—庞蒂是关键因素之一（1952年，《现代》杂志除了保持其名称之外，内容上已经成了一份共产主义党刊），直到1968年学生骚乱之后，他们的影响才开始真正减弱。他们的立场也导致了法国哲学领域对美国的敌意，当然，欧洲思想从来不乏对美国的敌意，但是现在这一敌意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恶意。1954年，萨特访问了苏联，回国后，他声称“苏联完全享有批评自由”。[1844]他明白事实并非如此，但他觉得比批评苏联更重要的是反美。萨特等人坚持这一态度，也明确显示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反美事业的支持：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和胡志民领导的越南。当然，在近在咫尺的祖国，萨特很自然地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抗议和反对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交战的领袖，他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激进分子，这种支持促使他与弗朗兹·法农建立了友谊，后者使萨特的思想迈出了更重要的一步。[1845]

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法国更重视知识分子。法国人常常以哲学家甚至不太出名的作家的名字为街道命名。巴黎尤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段时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在被德国占领期间，全国法语作家委员会领导知识分子参加抵抗运动，《法国文学》是其战斗的号角。解放后，路易·阿拉贡接任编辑，“曾经的超现实主义者现在成了一位斯大林主义者”。他的第一个动作便是登出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罗列了156位曾经通敌的作家、艺术家、演职人员和学者，呼吁给他们“公正的惩罚”。[1846]

如今，法国知识分子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穿着黑色翻领毛衣，抽着呛人的香烟，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萨特有关，那个时候，他与众人一样吞云吐雾，口袋里揣着各种小纸片。[1847]知识分子群体有各自喜欢的咖啡馆。萨特和波伏娃爱去圣日耳曼大道和圣贝诺街角的花神咖啡馆。[1848]萨特在那儿用过早餐（两杯白兰地酒）后上楼，在桌旁坐下，连写三个小时。波伏娃也是如此，不过他们不坐在一起。午餐后，他们回到楼上，再写三个小时。起初店主不认识他们，但是萨特成名后，由于打电话到咖啡馆找他的人太多了，于是店主为他安装了专线电话。对面的利普啤酒馆一度被冷落，因为其菜肴是德国人喜欢的阿尔萨斯菜（不过纪德曾经光顾过）。毕加索和多拉·玛尔喜欢去奥古斯丁大街上的卡塔兰咖啡馆；共产党人去广场北边的波拿巴特咖啡馆；音乐家喜欢去皇家圣日耳曼酒馆，对面的双偶咖啡馆，也是萨特爱去的地方。[1849]但是，不管怎么说，“清醒而淡定”的存在主义生活主要局限于这个区域：东至圣米歇尔大道，西至圣佩雷斯街，北至塞纳河岸，南至沃日拉尔路；这片区域又称“萨特大教堂”。[1850]那个时候，很多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不住公寓，而是租住在廉价旅馆，这也是他们喜欢去咖啡馆的一个原因。当时唯一一家夜间开张的咖啡馆是多菲街上的塔布餐厅，萨特、梅洛—庞蒂、阿尔贝·加缪和说唱乐女王朱丽特·格蕾科（Juliette Gréco）都是那里的常客。1947年，伯纳德·卢卡斯说服塔布的店主将地下室租给他，他把那个管状的房间改造成一间酒吧，配备了留声机和钢琴。塔布大受欢迎，从那以后，圣日耳曼大街和“萨特之家”便成了旅游景点。[1851]

不过，很少有游客读过《现代》，这本杂志于1945年创刊，由加斯东·伽利玛出资，萨特、波伏娃、加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