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从萨特到宁静之海：人类新境况与伟大社会

23 战后零年的巴黎


1945年10月，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首次访问美国之后，回到了截然不同的法国，美国的朝气和富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少当时是这样。在过去的几年里，巴黎被敌军占领，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城市破败。与之相比，心灵的创伤则远甚于城市的破败（也因为德国人还算手下留情），与美国形成鲜明的对比。萨特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学里发表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令他惊愕的是，前来聆听演讲的观众挤得水泄不通，他本人都挤不进去。演讲推迟了一个小时。演讲开始后，“他完全脱稿，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口气讲了整整两个小时”。此事迅速传扬开来。[1821]萨特的演讲之所以如此引人瞩目，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演讲技巧出众，还因为这是萨特第一次公开确认其哲学思想需要改变。法国维希政府时期发生的一切，以及盟国的最终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萨特。战前，他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本质上是悲观主义学说，现在却成为基于“乐观主义和行动”的思想。[1822]萨特认为，自己的新观点将成为“1945年欧洲人的新信条”。萨特是战后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阿瑟·赫尔曼在文化悲观主义研究中明确提到，萨特的新姿态与他的战争经历直接相关。“战争把我的人生一分为二。”萨特曾说。谈及他在“抵抗运动”时期的经历，他描述了自己如何不再感到孤独：“我突然明白，我是一个社会人……我意识到世界的重要性，我意识到我与其他一切相关，其他一切也与我相关。”[1823]

萨特于1905年出生于普瓦捷，成长环境舒适，父母开明，有教养，因此他获得了极好的艺术、文学和音乐的熏陶（他的祖父是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叔叔）。[1824]萨特曾经就读于巴黎最好的学校亨利四世中学，后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起初，他崇拜波德莱尔，打算当一名诗人，但是很快他受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以及特别是亨利·柏格森的影响。“在柏格森身上，”他说，“我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精神生活的描述，仿佛上天向我昭示了这一真相。”[1825]另外，他还受到了埃德蒙·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早期，受同一所中学的同学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影响，萨特开始关注德国思想家。那时，阿隆比萨特更博学，他在柏林师从胡塞尔，刚刚学成回国。胡塞尔的理论是，传统哲学的形式结构很大程度上是胡扯，真正的知识来自“我们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当前直觉”，把握真相的最佳渠道是“边界情境”——突如其来的极端时刻，好比有人走下人行道站在疾驶而来的汽车面前一样。胡塞尔将这种时刻称为“无媒介的存在”，此时，人被迫“选择和行动”，此时，人的生活是“最真实的”。[1826]

1933年，萨特不顾希特勒的崛起，追随阿隆来到柏林。[1827]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柏格森的影响之外，20世纪30年代苏联侨民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索邦神学院组织了一个研讨班，从而营造了巴黎的思想氛围，萨特也从中受益。这个研讨班向包括阿隆、莫里斯·梅洛—庞蒂、乔治·巴塔耶、雅克·拉康和安德烈·布雷东在内的一代法国知识分子介绍了尼采，也介绍了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观。[1828]科耶夫认为西方文明及其民主已经战胜了其他所有形式（鉴于当时德国和苏联所发生的一切，这个说法颇具讽刺意味），他还认为，所有人，包括被践踏的工人阶级都会“资产阶级化”。但是，萨特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放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结论比他的苏联老师要悲观得多。他提出了一个最著名的警句，即人“被判自由”。萨特追随海德格尔和科耶夫，但前者对他的影响更大。萨特认为，人是孤立的，逐渐受到物质主义、工业化、标准化和美国化的侵袭（注意，海德格尔曾经受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影响）。萨特认为，在那样一个黯淡的世界，生活是“荒诞的”（absurd，著名的萨特用语）。萨特还说，这种荒诞性是一种空虚，它使人滋长“恶心”（nausea）感，即新版的异化。1938年，他以此为题创作了一部小说《恶心》。小说的主人公历经这种精神痛苦：身处外省的资产阶级世界，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泛着甜味的恶心”，如同身着时装的“包法利夫人”。[1829]萨特说，大多数人热爱自由，但他们不自由，他们活在“坏的信仰”中。本质上说，这是海德格尔的本真与非本真观点，但是萨特以存在主义者闻名，因为他的语言更通俗易懂，他写作小说，后来也创作剧本。[1830]尽管战后他变得乐观了些，但无论战前还是战后，他的思想都透着对资产阶级生活的厌恶，或者说憎恨。他喜欢提及《恶心》里那名乖戾服务生的恐惧，他的乖戾（“恶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讨厌做服务生，想当艺术家、演员，他认为做服务生的每一刻都是活在“坏的信仰”中。[1831]只有冲破这种存在，才能获得自由。

1944年，巴黎的思想生活复苏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城市曾经沦陷。当时很多书籍被查禁，剧院被审查，杂志被停刊；就连谈话也被监听。与东欧的一些沦陷国以及荷兰、比利时的遭遇一样，法国受到了罗森堡国家指导总部（即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领导的特遣部队）的洗劫，很多私人和公众的艺术藏品被没收。纸张短缺导致书籍、报纸、杂志、戏剧节目单、学校笔记本，以及艺术家使用的材料都供不应求。除了萨特以外，这一时期的名流还有安德烈·纪德、阿尔贝·加缪、路易·阿拉贡、洛特雷阿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和路易·布努埃尔，还有先前遭禁的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桑顿·怀尔德和达蒙·鲁尼恩。[1832]1944年还是“抚慰战争伤痕”（Ritzkrieg）的一年：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继续，但是巴黎已经解放，来访者络绎不绝。海明威拜访了西尔维亚·毕奇，她著名的莎士比亚书店（曾经出版过詹姆斯·乔伊斯的著名小说《尤利西斯》）已经关门歇业，但她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时尚》杂志的李·米勒迅速恢复了与巴勃罗·毕加索、让·科克托和保罗·艾吕雅的交往。当时玛琳·黛德丽、威廉·夏伊勒、威廉·萨罗扬、玛莎·盖尔霍恩、A. J.艾耶尔和乔治·奥威尔等人也都造访了巴黎。人们感到了巨大的变化，一切万象更新，西蒙娜·德·波伏娃甚至谈起了“巴黎的战后零年”。[1833]

对萨特这样的人来说，整肃内奸的清洗运动即便不是喜闻乐见，至少也彰显了正义，令人欣慰。莫里斯·切瓦力亚和查尔斯·崔尼都上了黑名单，原因是他们曾经在德国人经营的巴黎电台献唱。乔治·西默农被监视了三个月，因为他允许德国人将自己创作的关于马格雷探长的若干书籍拍摄成电影。画家安德烈·德兰、塞贡扎克、凯斯·凡·东根和莫里斯·德·弗拉芒克（解放的时候他躲了起来）等人，因为在战争期间接受了德国人的资助，都接到命令，惩罚他们为国家画一幅巨作。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因严格执行“奥托名单”（Otto List，即德国人查禁的书单，该书单因德国驻巴黎的大使奥托·阿贝茨而得名）被关入弗雷纳监狱。[1834]路易·费迪南·塞利娜、查尔斯·莫拉斯和罗伯特·巴西拉奇等作家曾经与“维希政府”过从甚密，他们的命运更加悲惨：有人受审、被判卖国罪，有人逃到国外，还有人自杀。最臭名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