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无路可退

场的革命很快变得乌烟瘴气：猪夺取了大权，只顾自己；一窝小狗渐渐长成邪恶的盖世太保一样的禁卫军；在夜深人静时，有动物修改了早就写在谷仓墙上的动物主义的戒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要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在“两条腿孬！四条腿好！”的口号喊了几个月后，猪最后竟然开始用两条腿走路了！这本书发表于1945年8月，恰在此时，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此书从完成到发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部分原因是在出版本书的过程中奥威尔遇到了麻烦。多家出版商拒绝出版《动物农场》，维克多·戈兰茨是其中之一。在费伯出版社工作的T. S.艾略特也拒绝出版此书。[1735]作为基督徒，艾略特对共产主义没有好感，也不怀疑奥威尔的能力。但是，就拒绝出版《动物农场》这件事，他写道：“我们没把握……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批评目前的政治形势。”[1736]一共四家出版社拒绝出版此书，奥威尔开始对出版商的内部审查感到愤怒，打算自谋出版。但是，就在此时沃伯格出版社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不过由于纸张短缺，没能立即出版。[1737]最终这本书问世时，战争刚刚结束，但是原子弹引发的恐慌随之而来。在7月份的波茨坦会议之后，战后世界（冷战）开始了。纳粹集中营的证据逐渐为世人知晓，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人类自相残杀的行为是多么令人发指。

如果说斯大林可以算作模范政客的话，那么《动物农场》也许也可以算作是童话故事。奥威尔的社会政治目标可能与威廉·坦普尔相似，但是奥威尔更现实；与哈耶克和波普尔一样，奥威尔认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虽然获胜，但是反对斯大林的战争远未结束；就20世纪的思想和观点而言，反对斯大林的战争更重要，因为一整套的思维方式（自由的想象）都受到了斯大林主义、集体主义和计划的质疑。

直到战争结束，纳粹分子和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的许多暴行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揭露，黑暗的六年成为尘封的过去。然而，乐观主义者却从这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在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交战国，包括英帝国控制的边远地区，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没有出现过失业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已经结束。在最先经历大萧条并受到严重影响的美国，到1944年为止，其失业率也已经降至1.2%。[1738]人们认为这是凯恩斯思想的胜利，不过，凯恩斯的反对者不同意。战时政府到处设立大型公共支出项目（武器制造），这些完全是浪费（不像修路，战后可以继续使用），因而导致巨额赤字。1941年，美国政府负债490亿美元，但到1945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2590亿美元。[1739]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凯恩斯已经56岁，尽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名，但是，事实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战争爆发后两个月内，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这些文章旋即被编成一本名为《战争的代价》的小册子出版。（实际上，由于他的一次讲座走漏消息，这些文章最先出现在德国报纸上。[1740]）这一次，凯恩斯的观点主要包含两大要素。他直接指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货币，而在于原料：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物质资源能否迅速变成轮船、枪炮等。这些原料是有限的，因此，也是可控的。[1741]凯恩斯发现，和平时期的经济和战时经济的差异在于：和平时期，工人将额外收入用于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而在战时，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多余的产出全部归政府所有。凯恩斯的第二个发现是，战争为刺激社会变革提供了良机，国家紧急状态时所需要的“同等付出”可以转化成金融手段，这种金融手段不仅能反映付出平等，还能确保战争结束后拥有更大的平等。反过来，如果广泛宣传，还有助于提高效率。在温斯顿·丘吉尔就任首相后，尽管凯恩斯的观点遭到比弗布鲁克报业的反对，他仍然被任命为两大经济顾问之一（另一位是卡托勋爵）。[1742]凯恩斯不失时机地贯彻自己的思想，虽然这些想法没有全部落实为法律条文，但其影响是深远的：“英国财政部按照凯恩斯原理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743]

美国的情况也很相似。在一些有影响力的领域，很早就有人意识到战时是经典的凯恩斯局势，来自哈佛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的七位经济学家主张积极扩张公共领域，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像英国一样，利用这个机会引进各种经济手段促进战后平等。[1744]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注意该组织名称含有计划的字眼）在“新权利法案”中制定了九条原则，听起来非常像威廉·坦普尔的“基督教六大原则”，《新共和》杂志宣称：“最好还是从一开始就承认，自由资本主义的旧理想已经过时……越来越需要某种计划和管控。”[1745]跟英国的情况一样，美国的凯恩斯拥护者并没有在一切领域获胜；传统的商业利益成功地抗拒了众多的社会平等观念。在惨淡的20世纪30年代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就在于，多数西方民主政府，例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典和南非，都认可保持高水平的就业率是一个国家的当务之急的观点；使他们了解这一点，明白该怎么做，并意识到这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的，正是凯恩斯及其思想。[1746]

如果说凯恩斯在整顿国内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功，那么在处理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的经历就不那么愉快了。这就是1944年夏天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所要解决的问题。[1747]大约750人出席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怀特山召开的这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定程度上说，两者都源于凯恩斯的思想，不过，美国方面削弱了它们的权力。凯恩斯清楚，战后世界所面临的两个问题中，“只有一个是新问题”。老问题是要防止重现20世纪30年代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其总体后果就是国际贸易减少，经济萧条加剧。新问题是战后世界将形成两个阵营：债务国（如英国）和债权国（最明显的是美国）。只要这种巨大差异存在，国际贸易的恢复就会受阻，各方都会受到影响。凯恩斯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需要建立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银行，以便将国内经济原则扩展到国际领域。[1748]世界银行的核心内容是提供贷款（由债权国提供），其办法是，在不会引发其他国家针锋相对的报复行为的前提下，债务国可以改变汇率。这一办法取消了金本位制。[1749]凯恩斯没能左右全局，最终采用的计划是他与美国财政部哈里·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的共同成果。[1750]不过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研究这些问题时，还停留在凯恩斯于两次战争期间培养的学术氛围。这其实不是计划，因为众所周知凯恩斯深信市场，但是他明白世界贸易是相互关联的，要使最多数量的人获得最大的繁荣，必须认识到创造财富需要消费者和生产商，而消费者和生产商其实是同一批人。凯恩斯教导世人，资本主义的合作效果不会逊色于其竞争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鼎盛期。人们把凯恩斯看成“魔法师”。[1751]很多人希望把凯恩斯的原则奉为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另一些人则认同波普尔的观点：如果给经济学披上科学的外衣，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凯恩斯的观点将得到修正，事实也确实如此。凯恩斯在思想领域引发了惊人的变化（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是终其一生的著述），尽管他晚年受到很多批评，他的理论也被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