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无路可退

由党政府制定1911年法律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该法律涉及了养老金、劳工介绍所和法定失业保险计划。丘吉尔本人对社会改革满腔热情，他宣称自由主义是“导致数百万人被遗忘的原因”。[1720]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贝弗里奇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并使其成为社会科学的强大阵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回到牛津大学，在大学学院担任院长。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积累了很多社会关系：R. H.托尼是他的舅子，克莱门特·艾德礼和休·道尔顿曾经受聘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此时则在国会和政府工作。他认识丘吉尔、凯恩斯和西伯姆·朗特里，后者于1899年调查了约克郡的贫困状况，协助促成了1911年立法，此后，又于1936年展开跟踪研究，也对贝弗里奇本人发表的那份文件的形成有所贡献。[1721]他在牛津大学时的助手哈罗德·威尔逊后来成了英国首相。[1722]

与格林伍德见面大约一个月后，1941年7月，贝弗里奇向他本人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提交了《社会保险：总体构想》一文，文中没有提及零碎的细节。贝弗里奇写道，“现在是时候全面考虑社会保险了，这有利于战后建设更美好的新世界。人如果有明确的领域……且没有受到任何既得利益的牵制，现在该如何制订社会保险计划呢？”[1723]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是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贝弗里奇领导的委员会取得了127页书面证据，为了获得证人的证言，召开了50多场会议。但是，尼古拉斯·蒂明斯在谈及福利国家的历史时所提到：“到1941年12月，当贝弗里奇发表《社会保障计划的要点》一文时，只收到一件书面证据；这篇文章包含了一年后面世的那份报告的精髓。”[1724]这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实际上是贝弗里奇独立完成的。他的文章设想了两样东西。国家要有卫生保健服务、儿童补助和失业救济；救济金要有统一的标准，足以维持生活，资金则来源于个人、雇主和国家。贝弗里奇完全反对经济情况调查或浮动计算法等手段，他清楚这些手段解决的问题不如制造的问题多，特别是管理这种复杂制度又会滋生官僚主义。他明白，有人会说，如果福利过高，人们就不会去找工作了，但是他也赞成朗特里新近的研究成果，即工资低是导致大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1725]政府当然不想自找麻烦，这一点贝弗里奇也清楚。他开始暗中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使电台、报界和英国政府等都为他造势，使人们对那份报告的出炉翘首以盼，从而使其成为头等重要的思想和政治事件。

说到该报告的影响力，贝弗里奇可谓是心想事成。这份报告在英国创下的销售数字轰动一时，在国外也广受关注。英国信息部随后对此加以研究，具体情况由BBC于12月1日用21种语言发布。英国的士兵都收到了这份报告，在美国它也十分畅销，财政部因此获得了5000美元的盈利。成捆的报告被空投到法国和其他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甚至还有两份到达了希特勒位于柏林的地堡，战争结束时有人发现了这两份文件及相关的时评，上面还有“秘密”字样。一份时评认为这份计划是“极其简单的……连贯性制度……与现行的德国社会保险相比，这一计划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更加优越”。[1726]报告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主要有两个原因。贝弗里奇选用的题目平淡无奇，但是内容夺人眼球，其措辞也有别于常见的官方语言或公务员腔调。他写道：“世界历史的革命性时刻指的是革命，而不是修补。”他说，战争“使很多重要制度趋于废止”，从而“为真正的变革提供了契机”，因为“胜利的目的不是要维系旧的世界，而是要创建更美好的新世界”。他说，他针对的是贫困，这也是收入保障或社会保障的全部内容。“但是……贫困只是重建道路上的五大敌人之一，某种程度上也是最易消灭的敌人，其他敌人分别是疾病、无知、道德败坏和懒散。……国家应该提供服务保障和收入保障。国家在建立保障制度时，应提供激励政策，提供机会，促进人们承担责任，在确立国家最低生活标准时，如果个人愿意工作，为自己和家人提供比基本生活标准更好的生活，那么国家应该提供空间，并予以鼓励。”[1727]但是，享有最低生活标准应该是“百姓的权利，为了保障人人都可以自由享受这种最低生活保障，国家不能进行经济情况调查……［这］对于五大恶敌来说，这些动作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面临：直接相关的物质贫困；疾病，会导致贫困并带来一连串其他问题；无知，使民众无法享受民主；以及道德败坏和懒散，使人堕落、坐吃山空”。[1728]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出现一份如此感人的政府报告实属意料之外，也足以振奋人心，但是贝弗里奇似乎本能地意识到，由于生活凄惨、威胁主要来自外部，此时正是从态度上激起变革的好时机，人们应该转而意识到英国社会内部存在危险，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危险依然存在。贝弗里奇比大多数人更明白，20世纪的英国鲜有变化。[1729]贝弗里奇很清楚，大战结束后，英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会锐减，而且，由于丘吉尔坚持在汇率极高的情况下回到金本位，导致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开支，英国社会再度分裂（贾罗的失业率是67%，而海威科姆的失业率则为3%）。[1730]《1944年教育法》（《贝弗里奇计划》的产物）的提出者英国保守党人理查德·奥斯汀·巴特勒后来写道：“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迪斯累利提出‘两个民族’的说法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两个民族’状态仍然存在。”[1731]贝弗里奇本人承认，贝弗里奇计划的成功也有凯恩斯的功劳，但是英国在社会和思想领域发生的变革远甚于经济领域。1941年，W. H.奥登的朋友查尔斯·马奇麾下民意测验机构的数据表明，16%的英国民众认为战争改变了他们的政治观点。1942年8月，即《贝弗里奇报告》发布四个月前，三分之一的英国民众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1732]在商品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贝弗里奇报告》使人们看到了希望。[1733]报告发布一个月前，隆美尔在北非战场败退，英国军队收复了托布鲁克，艾森豪威尔率部登陆摩洛哥。为了庆祝胜利，丘吉尔自宣战后首次命令教堂钟声齐鸣（此前教堂的钟悉数封存，以示受到侵略）。

尽管俄国历经“大清洗”运动，斯大林政权却继续获益于其重要的盟国地位。1943年11月，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举行德黑兰会谈，讨论最后阶段的战事，特别是登陆法国的事宜。会上，丘吉尔赠给斯大林一把荣誉之剑——“斯大林格勒之剑”。有些人认为苏联领导人受之有愧，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尔。而乔治·奥威尔在发表另一本小说时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更能够说明，在战争时期同盟国对斯大林是何等的姑息。

这部小说名为《动物农场》，副标题为“一则童话故事”，讲述的是一场步入歧途、走向邪恶的革命。故事发生在琼斯先生的农场上，在一头年老的中型白色公猪梅杰的挑拨下，动物们发起了一场叛乱，占领了农场，并赶走了琼斯先生和夫人。其寓意非常明显。老梅杰临死前对其他动物发表演讲，称他们为“同志”。叛乱领导人（包括一头年轻的公猪拿破仑）对这场叛乱加以粉饰，称其为动物主义。1937年，奥威尔作为一名战士参与了西班牙战争，当时他就产生了这篇小说的构思，而且他从不掩饰小说讽刺的对象是斯大林及其党组成员。此书写于1943年末1944年初，在此期间，苏联人最终赶走了德国人，“进军斯大林格勒变成了进军柏林”。[1734]动物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