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无路可退

正，但是多亏了他，今天我们才会如此看待失业，即在一定程度上失业要靠政府控制。但凯恩斯只是一个人而已。虽然有凯恩斯的存在，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人们开始普遍担忧经济状况会迅速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愁云惨雾。[1752]只有W. S.沃伊廷斯基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会繁荣，他认为，人们急需消费，工人和技术员在战时一直加班加点地工作，没时间花钱；士兵的存款多年未动，大量的战争债券现在该要赎回了，战时的技术进步以及军工设备很快将转化成和平时期的产品。（沃伊廷斯基预测，有2500亿美元的钱等着用出去。）[1753]事实上，喧嚣之后，形势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虽然美国的失业率并没有回到30年代的高水平，不过也没有维持战时的低水平。相反，美国的失业率在4%至7%之间徘徊“——这么高的失业率确实令人不安，但还不至于令富裕的大多数人感到紧张。”[1754]这种错层社会使经济学家长期感到困惑，尤其是凯恩斯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在美国，虽然来自哈佛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的众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想在战后创建更平等的社会，但是战后美国的主要问题不是贫困本身，因为这个国家的就业率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在美国，谈到平等，战争只是突出了美国的传统问题：种族问题。众多黑人参与了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既然他们曾经与白人一样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那么战后为什么他们不能享有平等？

1944年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明显朝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有人发布了一份文件，它对美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绝不亚于《贝弗里奇报告》对英国的影响。这是一部耗时六年写就的恢宏巨作，题为《进退维谷的美国：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1755]作者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是位瑞典人，1937年，他被该项目的资助者、卡耐基基金会的主席弗雷德里克·凯佩尔看中，因为人们认为瑞典没有帝国主义传统。这份文件的正文长达1000页，注释达250页，还有10篇附录。与贝弗里奇的独角戏不同，默达尔有许多助手，分别来自芝加哥、霍华德、耶鲁、菲斯克、哥伦比亚等大学。他在序言里列出了大量他曾经请教过的杰出的思想家，其中包括：鲁思·本尼迪克特、弗朗茨·博厄斯、奥托·克兰伯格、罗伯特·林顿、阿什利·蒙塔古、罗伯特·帕克、爱德华·希尔斯。[1756]自从20世纪20年代的洛斯罗普·斯托达德和麦迪逊·格兰特以来，由于纳粹在德国掌权、苏俄发生特罗菲姆·李森科运动，“种族科学”和优生学领域主要转入欧洲。在英国和美国，人们开始反感早期作者所描绘的单纯、直白的真相，甚至开始怀疑种族是否属于科学概念。1939年，美国霍华德大学社会学教授E.弗兰克林·弗雷泽（他从30年代初起就在芝加哥从事相关研究）在《美国的黑人家庭》一书中，记述了黑人家庭普遍存在的瓦解过程。[1757]他认为这简直像是回到了奴隶制时代，主人一时心血来潮，很多夫妻就被迫分离；抑或是回到了奴隶解放的时代，他们的生活发生剧变，进而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稳定。他说，黑人漂泊到城镇也无济于事，反倒强化了社会对黑人的刻板印象：“无能、滥交、有犯罪倾向”。弗雷泽承认，这些刻板印象并非毫无根据，但是他驳斥了其成因。默达尔比弗雷泽更进一步。虽然他同意美国的有些制度比欧洲先进，美国是个更理性、更乐观的国家，不过即使如此，这些先进制度也不足以应对美国普遍存在的状况。他说，美国的困境完全是由白人一手造成的。[1758]美国黑人的生活方式，黑人生存的方方面面，都是受制约的，是对白人世界做出的间接反应；其最重要的后果是，合众国的法律和众多制度孤立了黑人，特别是在政治领域。[1759]

默达尔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和他所做的分析一样，从头到尾都引发争议。他认为，是国会不愿意或者没能力纠正这些错误。[1760]他觉得还需要更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只能由法院提供。对于业已存在的法典，应该由法院执法，并让世人看到法院为了改善黑人境遇而执法，让白人认清时代变了。与贝弗里奇和曼海姆一样，默达尔意识到，战后没有回头路可走。因此，这位中立的瑞典人告诉美国人，虽然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打破了独裁，挽救了民主，但在国内，美国却又实行十足的种族主义。这一结论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至少没有得到白人的广泛认同，甚至有人认为默达尔的结论过于“阴险”。[1761]另一方面，长远来看，默达尔的论点产生了两种突出的反应。第一，完全如他所说，黑人要诉诸法律，其中最著名的是布朗诉托皮卡地方教育委员会一案（1954），法院一致裁定学校实行种族隔离违反第十四条修正案，这条修正案保证公民平等地受法律保护，因此，学校实行种族隔离违宪。伊凡·汉纳福德曾经称之为“美国历史上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一项最重要的判决”，它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有着重要影响。

对默达尔的第二种反应则比较个人化。黑人音乐家、小说家拉尔夫·艾里森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论《进退维谷的美国》：“默达尔没有想到，他认为自己对［黑人］文化所做的表述是反思性的，但这些表述其实恰恰拒绝了他所谓的‘高尚价值观’。”[1762]在某些领域，拒绝“高尚价值观”（不仅仅黑人拒绝）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