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无路可退

）完成《基督教与社会秩序》时，他还是约克大主教。[1709]到1942年初，此书被收入企鹅特辑时，坦普尔已经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英格兰教会的负责人了。教会领导较少发表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更不用说政治、自然科学领域的著作了，但是，由于作者的知名度，这本书获得了成功：1942年再版两次，销量很快突破15万本。坦普尔的书充分展示了战争期间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的一个侧面。

这本书的主体部分非常宏观。坦普尔花了一定篇幅说明为什么教会有权“干预”（语出坦普尔）社会问题，因为社会问题必然会产生政治后果，其中有一章提到了教会过去干预社会问题的历史。在论述过程中，他展示了自己丰富的经济学知识，还为《圣经》正典的相应说法提出了新颖有趣的诠释。[1710]通过讨论职场友谊、神的旨意，以及自由的本质等问题，他试图简要说明某些“基督教的社会原理”（Christian Social Principles）。但是，真正引人注意的是坦普尔这本书的附录。坦普尔认为，针对战争结束后的事宜，由英国抛出“官方”看法，这一做法是错误的。他在正文中提到了这个观点。同时又在附录中，提出了具体看法。

首先，他赞同曼海姆的计划观点。在附录的开头，坦普尔这样写道：“没有人会怀疑，我们的战后经济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计划’，格莱斯顿先生认为那是社会主义，并加以谴责。”[1711]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坦普尔列出了管理基督教社会的六大基本原则，并加以说明。第一，人人都应该住得体面，因此，他提出要成立地区住房委员会，由委员过问土地是否用于体面居住的目的。[1712]这些委员将被严格授权，防止土地投机。第二，儿童都应有机会接受教育，直至成年。为此，坦普尔提出将离校年龄从14岁提高到18岁。第三，人人都应有适当的收入，这里，他直接提出凯恩斯主义，为了维持一定数量的公共建设工程，“应该禁止私营企业参与公共建设”，应该按照需求开展公共建设和工程发包。第四，所有公民在其工作的企业或行业内应有发言权。坦普尔主张恢复中世纪的同业协会，在主要经营企业内，工人、管理层和资本家等均有代表列席董事会。第五，全体公民需要适当休息，享受家庭生活，拥有尊严。因此，坦普尔建议一周工作五天，错时休息，以便企业调配。他还提出带薪休假。[1713]最后，他主张礼拜、言论和集会的自由。

最后一条最不出彩。至于其他原则，坦普尔急于表明他并不反对企业，并特地提出“利润”不是什么难听的字眼。他还强调自己注意到计划可能会导致自由的丧失，但是他认为有些自由不值得拥有。例如，他引用数据表明，“新开办的企业有四分之三会在三年内破产清算。说实话，社会只是看似处处有利润，其实应该减少刺激，少开办这类风险企业，因为企业倒闭会带来麻烦，招致真正的不幸”。他认为，应该将一定比率的利润用于“工资均等基金”，他希望将来某天，能通过遗产税的办法，使一代人积累的财富在两代或三代内“萎缩”。在坦普尔看来，钱“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媒介”。他说，生活中最主要的必需品是空气、阳光、土地和水。[1714]人们不会声称拥有前两者，他明确表示相同的原则应该适用后两项资源。坦普尔的书极其畅销，这说明在战争这个突发事件背后，人们广泛关注计划和社会公平。股票市场崩溃、经济萧条，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诸多事件给人们带来了深切的伤痛。这伤痛有多深，由此可见一斑。在某些方面人们对“计划”深恶痛绝，但是另一些方面又觉得计划还欠力度。例如，在英国和美国，很多人暗中钦佩希特勒解决失业问题的做法。经历过经济大萧条之后，很多人觉得，与政治自由相比，失业要严重得多，因此，极权主义的计划，或曰中央领导，也许值得尝试。前面提到过，这种态度也转移到了斯大林的“计划”，因为苏联当时只是一个盟国，所以在战争期间这种“计划”没有受到应有的苛刻审视。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出台了一份文件，它对英国的影响远胜过20世纪的其他任何文件。

1942年11月30日深夜，在金斯威霍尔本英国皇家出版局伦敦总部外面，已经聚集了排队的人群。这种情况可能说是不太寻常。如今很少发生政府出版物热销的情况。但是，第二天早上，当英国皇家出版局开门时，办公室都要被挤破了。当天发行的6万份报告很快销售一空，每份2先令（24旧便士，相当于今天的10便士），这个价格是企鹅出版社平装书的四倍。到当年年底，销量达到10万份。这份报告当然算不上是什么圣诞礼物，因为它的标题实在让人倒胃口：《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然而，通过种种形式，这份报告最终销出60万份，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政府报告。二十年后，丹宁法官就普罗富莫的色情和间谍丑闻撰写的调查报告才终于打破了这一纪录。[1715]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盛况？《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它创建了英国的现代福利制度，刺激了战后世界的整体思想环境。这份报告的内容当然很重要，但是这一出版物引发的狂潮还表明，公众关注点发生了转变。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就在德国推行了意外、疾病、养老和残疾保险。奥地利和匈牙利随后跟进。1910和1911年，在韦伯夫妇、萧伯纳、H. G.威尔斯及其他费边主义者的鼓动下，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开始出台有关失业和养老保险的法律。20世纪20年代，在剑桥，经济学家亚瑟·庇古认为，只要总产量没有减少，财富的再分配，即福利经济，是完全可行的，这是与“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次决裂。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随着罗斯福的“新政”的实施，同时也受到凯恩斯理论的影响，约翰·康纳、理查德·伊利和罗伯特·拉福莱特提出了“威斯康星计划”，这个计划在全州范围内提供失业救济金，接着从1935年开始，为老人、穷人和未成年儿童提供基本的联邦支持。[1716]《贝弗里奇报告》内容广泛，而且是在战时提出的，因而也促进了全国范围内民众态度的变化。[1717] 这个报告的出炉似乎很偶然，1941年6月，战时联合重建劳工部长阿瑟·格林伍德邀请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爵士主持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协调社会保险。当时，他们只是希望贝弗里奇整修一下英国社会机器，不过对此深感失望的贝弗里奇（他希望能在战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很快重新审视当时的局势，并看出时局将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1718]

贝弗里奇很聪明、人脉很广，这些人脉对他日后取得的成就有着重要影响。1879年，贝弗里奇出生于印度，家里有26位仆人，父亲是一名英国法官。他早年就读于切特豪斯学校和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学习数学和古代经典。在贝列尔学院，他受到了导师爱德华·凯尔德的影响。这位导师经常敦促刚出道的毕业生“去研究为什么拥有大量财富的英国却有那么多的贫困人口，以及到底该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于是，贝弗里奇去了汤恩比馆，后来他说，那里让他明白了贫困的含义，并且“目睹了失业的后果”。[1719]1907年，他访问德国，考察后俾斯麦时代的养老和疾病等强制社会保险制度，回国后，他在《早报》上发表了有关德国情况的几篇文章，引起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注意，丘吉尔邀请他以全职公务员的身份加入英国贸易部。因此，贝弗里奇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