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无路可退

在的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最终不会蔓延到英国，甚至是美国这种说法，他不太相信。在《通往奴役之路》（1944，同为乔治·劳德利奇公司出版）中，他反对计划，断然将自由与市场相联系，认为这有助于建立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spontaneous social order）。他批评曼海姆的观点，认为凯恩斯的经济学是一种“实验”，在1944年，这种实验还有待验证；他提醒读者：民主本身不是目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方式，一种保障内部和平和个人自由的功利手段”。[1696]他承认市场还不健全，所以不能迷信市场，但是他再次提醒读者，市场和法律法规是同步发展的，部分程度上说，这是对市场缺点的回应：市场和法规二者是启蒙阶段相互交织的成就。[1697]针对曼海姆重视掌握更多社会学知识的观点，他这样回应：市场是“盲目的”，其后果是无法预测的，部分程度上说，这也是市场的意义，是市场对自由的贡献，即所谓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因此，他认为，原则上计划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切实际的。哈耶克进而提出三大理由说明计划体制会“使情况糟糕至极”。第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往往能够认清观点，不会人云亦云，也不认可任何阶层的价值观；第二，集权主义者发现，他们更容易吸引轻信的人和温顺的人；第三，相对于正面事项，群体更容易就负面事项达成一致，如仇视外国人或仇视其他阶层。他批评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等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当作科学的做法（马克思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也批评科学本身。《科学态度》的作者C. H.沃丁顿曾经预言，科学方法很快会被应用于政治学。[1698]在哈耶克看来，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计划。在资本主义的众多缺点中，他承认需要注意垄断的趋势，但是他又认为社会主义的工会垄断实际上是更大的威胁。

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第四位奥匈帝国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发表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699]波普尔的职业生涯很不寻常。他于1902年出生在维也纳，但年少时体弱多病，1917年，长期患病迫使他离开学校。他接触过社会主义，但深受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影响，还在维也纳听过爱因斯坦讲课。1928年，他完成了哲学博士论文，然后做了社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遗孤服务，此外还做过教师。他渐渐接触到了维也纳学派，特别是赫伯特·费格尔和鲁道夫·卡尔纳普，并开始写作。波普尔先期发表了《知识理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和《科学发现的逻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两次获邀到英国进行长期巡回演讲。当时，犹太知识分子移民潮已经开始；1936年，莫里茨·石里克被一名纳粹学生暗杀，此时，有犹太血统的波普尔应邀去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任教。波普尔于1937年抵达新西兰，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在这个国度过着平静而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南半球的这段期间，他又发表了两本著作，《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者收录了有关前一本书的诸多争论。[1700]波普尔与他的维也纳同胞、被流放的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很多方面观点一致，但是波普尔并不囿于经济学领域，他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

1938年，德国和奥地利合并的消息直接刺激了公众对《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关注。初抵英格兰，波普尔即“心情愉快”，这在相当长时期内令他文思泉涌。波普尔感到，与受到国家社会主义威胁的国家相比，英国是“一个自由传统悠久的国家”，他觉得前者更像原始的封闭社会、原始部落或封地，权力和思想集中于少数领导者甚至是国王之手，对那类国家而言，“仿佛窗户突然被人打开了”。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波普尔深受科学方法的影响，并将其用于政治学。他认为，这会产生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政治的出路与科学的出路相同：它们“永远只是暂时的，总有改进的余地”。因此，他才提出了历史主义的贫乏，研究历史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从而找到治理社会的“铁律”。[1701]波普尔认为，历史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对历史的解读。第二，他认为社会科学要是有点用处的话，就应“具备预言的能力”。但是，果真如此的话，历史主义就奏效了，人的作用或责任就会减弱，甚至可能消失。在他看来，这是无稽之谈。他排除了“理论史”像理论物理学那样存在的可能性。[1702]因此，波普尔的书中包含了批评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名篇章。（他最初打算为此书起名为“错误的先知：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波普尔认为柏拉图很可能是业已出现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他是个极端保守主义者，他把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一切（包括对正义的解读）之上。例如，根据柏拉图的说法，国家卫士（即哲学家）有权利说谎和欺骗，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欺骗敌人或同胞”。[1703]由于蔑视柏拉图，波普尔受到了批评，但是他显然认为柏拉图是个机会主义者，是黑格尔的先驱。他认为，黑格尔的教条主义的辩证观导致了存在的就是好的，从而得出“强权即公理”的结论。[1704]波普尔认为，这不过是对辩证法特点的误读。他说，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试错法，它是一种科学方法，黑格尔认为正命题产生反命题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一观点是浪漫的，却是错误的。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对立面的产生，正命题会自行修正。同样，马克思也是一位错误的先知，因为他坚持社会的全面变革，而波普尔却认为这必然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它不科学，无法检验。他本人认同渐进式变革，这样，每引入一种新的元素都有可能加以检验，看看它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没有改进。[1705]波普尔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例如，他指出，《共产党宣言》中的很多设想已经在西方社会成为现实。但是，他的观点是：这是通过非暴力的渐进式变革达到的。[1706]

与哈耶克一样，波普尔也赞同政权最小化，政权存在的理由是维护正义，即不恃强凌弱。他反对曼海姆，认为计划会使社会更封闭，原因是计划涉及历史主义的方法、整体论的方法和乌托邦式的方法，所有这些都与科学的试错法背道而驰。[1707]这使得波普尔认为民主政府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政府形式，因为只有这种政府才会使用科学的试错法，允许社会根据经验修正政治，从而无须流血就达到变革政府的目的。[1708]与哈耶克的作品一样，波普尔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许不那么独到，其原因恰恰是我们已经视之为理所当然。但在当时，极权主义思想泛滥，人们对股票市场的崩溃和经济萧条的景象还记忆犹新，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不像今天看来那么遥远，很多人认为历史确实存在某种隐秘的体系（波普尔特别批评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称其“言之无物”），即历史的轮回特点，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有些东西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无可避免。波普尔相信，思想关系到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思想能够改变世界；政治哲学需要思考这些新思想，才能持续地改造社会。

奥匈帝国的流亡者相继推出这四本书，这一巧合引人瞩目，但是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看到，战争已经打响，人们不仅为了领土而战，也为了思想和理想而战。这些流亡者都近距离地看到了极权主义和独裁，并且意识到：即使与日本和德国的战争结束了，与斯大林主义的冲突仍将继续。

1941年，当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