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无路可退

不同的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相互交手，很自然地，人们会重新审视人类该以何种方式自治。一方面，科学家、军事家和密码破译专家想方设法智取敌人；另一方面，其他人则带着些许迫切的心情潜心研究同样至关重要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民主对手的长处。因此，20世纪出现了若干巧合，其中之一是，战争期间，奥匈两国的流亡者不约而同出版了四本书，展望战争结束后人类应该构建何种社会。撇开其他差异不谈，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由于战时纸张配给，这些书篇幅有限。

第一本是约瑟夫·熊彼特于1942年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但是，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原因，它使我们首先想到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一年后发表的《时代的诊断》。[1685]曼海姆是“周日圈”的成员，这个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布达佩斯成立，以乔治·卢卡奇为中心，其成员还包括阿诺德·豪泽尔和贝拉·巴尔托克。曼海姆于1919年离开匈牙利赴海德堡大学学习，后在马尔堡大学聆听马丁·海德格尔的讲座。1929至1933年间，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任社会学教授，是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等人的亲密同事。希特勒掌权后，他移居伦敦，先后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教育学院。同时他还是“社会学与社会重建国际文库”的编辑，这是乔治·劳德利奇负责出版的一套大型丛书，其作者包括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哈罗德·拉斯韦尔、弗里茨·舒马赫、雷蒙德·弗斯、埃里希·弗洛姆和爱德华·希尔斯。

曼海姆完全视“计划社会”（planned society）为理所当然。在他看来，曾经引发过股市暴跌和经济萧条的旧资本主义已经寿终正寝。“如今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争使我们再也不可能退回过去自由放任的社会秩序，战争为新型的计划秩序铺平了道路，这是一场无声的革命。”[1686]此时，他对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已不抱幻想。相反，他认为，要实现战后的新社会，即他所谓的伟大社会，只能效仿极权主义国家，仰仗一种不破坏自由的计划，但同时还要关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心理分析学的新进展。曼海姆相信，这个社会是病态的，因此，他的书名里才有“诊断”。对他来说，“伟大社会”不仅要能够维护个人自由，人们还要清楚社会的运转方式，了解复杂的现代技术社会与农民的农业社会之间的区别。因此，他主要关注当代社会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青年和教育，另一方面则是宗教。希特勒时代的青年已经变成一股保守主义势力，然而曼海姆认为，只要接受适当的教育，青年天然是进步的。[1687]他认为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应该注意当代社会的社会学变化及其成因，同时还应了解心理学，了解神经衰弱症的起因及其对社会有何影响，在缓解社会问题方面又有何作用。在书的后半部分，他主要谈论宗教，原因在于，他发现西方民主面临的危机实际上是价值观的危机：旧的阶级秩序正被打破，却又没有任何系统的、富有成效的秩序能取而代之。他认为教会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但是他相信，只要与教育相结合，宗教仍然是灌输价值观的最佳方式，要通过社会学和心理学巩固神学，使有序的宗教实现现代化。由此，曼海姆支持计划，支持经济学、教育学和宗教等领域的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高压统治或中央控制。他只是认为，与战前社会相比，战后社会应更明悉自身。[1688]他承认，社会主义确实有可能产生中央集权，并进而堕落为纯粹的操纵机构，但他也是一名伟大的亲英派人士，他认为英国“公民缺乏哲学头脑、又很务实”，会将可能的独裁者拒之门外。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无暇顾及社会学或心理学。他认为，这两门学科即使存在，那么相对于经济学，它们也是次要的。在他的战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里，他力主改变经济学思维，他为此付出的努力丝毫不亚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689]熊彼特坚决反对凯恩斯和马克思，原因不难理解。他和凯恩斯同龄，于1883年出生于奥地利，在专为贵族子弟开办的泽拉萨姆学校接受教育。[1690]熊彼特的父亲是一介平民，他之所以能在贵族学校求学，是因为他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给一位将军。他因此十分在意自己的贵族出身；他会身着骑装到学校出席会议，并向与会者讲述自己人生的三大抱负：做一名出色的情人、一位优秀的骑手，以及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维也纳（在本书前面提到的维也纳的辉煌时期）读完大学之后，熊彼特成为埃及王妃的经济顾问，继而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随即又回到奥地利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成立了以社会主义者为核心的政府，他应邀出任财政部长，并制订了一套稳定货币的计划，但他不久就辞职了，并出任一家私人银行的总裁。凡尔赛体系崩溃之后，这家银行破产。最后，熊彼特去了哈佛大学，“在哈佛，他的翩翩风度和每天披在身上的披风很快使他成为校园名人”。[1691]他一生笃信精英，认为精英是“人才中的贵族”。

熊彼特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稳定的：对雇员、雇主和顾客来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会带来利润，投资也不会带来财富。工人基于商品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按劳取酬。言外之意，利润只能来自创新，在一定时期内（在竞争对手迎头赶上之前）降低生产成本，用余钱追加投资。这就得出两种结论。第一，资本主义的推动力不是资本家本身，而是企业家，他们发明新技术或新机械，以便生产出更廉价的商品。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才干无法传授、无从继承，他认为，本质上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活动。他的意思是，在任何城市环境中，人们都会有创新的想法，但是哪些人能够想到新的点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想出新点子，又会如何处理这些点子，却是无法预测的。资产阶级的行动并非源于任何理论或哲学，而是源于实用的利己主义。这与马克思的分析完全矛盾。第二，企业家创造的利润是不长久的。[1692]无论哪种创新，最终都会被工商业领域的其他人迎头赶上，最终达到新的稳定。也就是说，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具备周期性繁荣和衰退的特征。[1693]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观点与凯恩斯完全相左。熊彼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经济萧条不可避免，是冷酷而现实的整肃。战争期间，他开始怀疑资本主义是否能够生存。他认为，这种本质上的资产阶级活动会加剧官僚主义，这个世界属于那些衣冠楚楚的人，而不是投机分子。他在经济学领域取得了成功，但在社会学领域却无甚建树。[1694]而且，资本主义在体现竞争社会的同时，也培养了一种近乎独特的批判方法，它最终会否定自身。与此同时（1942年），他认为社会主义会有所作为；不过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或斯大林主义，而是温和的、官僚主义的计划经济。[1695]

如果说曼海姆在战后理所当然地支持计划经济，而熊彼特对此的态度是不冷不热，那么第三位奥匈帝国人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则全然反对计划经济。哈耶克于1899年出生于一个科学家家庭，与维特根斯坦是远亲。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两个博士学位，1931年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并于1938年成为英国公民。对于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同等憎恨。但是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对于俄国和德国存